谢立

今天,爱情这个人类语言中最浪漫最温馨的词汇,事实上已经无可争辩地变成了一个最恶俗的词汇。

几千年来,人们在不断发掘爱情的种种深奥含义、赋予其种种伟大而崇高使命的同时,也为它涂抹上美轮美奂的诗意色彩。在人们的观念上,爱情承载的东西越来越多,其概念也显得玄妙无比;而在生活中,爱这种行为也因为其与婚姻、家庭、财富、社会地位、道德以及性等范畴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而变得举步维艰、不堪重负。

从20世纪初开始,日益变化的生活和价值观念迫使越来越多的人重新思考爱情,并就爱情这一古典价值形态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提出质疑。尽管这100年中所发生的浪漫传奇不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少,但是面对急遽转型的商业时代摧毁了古典爱情的种种神话这一事实,爱,还是不爱,真的成了一个大问题。

没有人会否认爱这一情感的存在,但同样也不会有人愿意再像以往那些爱情导师教导的那样或像诗人、小说家渲染的那样去爱--那太沉重也太虚幻了。

古典爱情死了,人更自由了。

就像人有寿命一样，一些名词也有寿终正寝之日,比如爱情。这与正在到来的轰轰烈烈的新世纪无关,也与有识之士所谓的人类的异化、堕落、不求上进无关。

看上去,这个社会与爱情有关的一些现象确实让人痛心疾首:

比如征婚活动大肆泛滥，而且还不断花样翻新,如此多的人如此乐于以“速配”的方式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

比如与爱情关系最密切的事物之一-婚姻,遭到空前的恶毒的嘲笑,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从“你吃了吗”变成“你离了吗”,而说人做了傻事“傻x了吧”变成“结婚了吧”,自命为小资产阶级的人群的全部聪明才智都在这一领域得以发挥,而其中的佼佼者如以《双响炮》《醋溜族》闻名的漫画家朱德庸则大出风头。

比如在20世纪末最出名的爱情故事《泰坦尼克号》《廊桥遗梦》中,主人公缺乏以往那种执著、忠贞、不顾一切的劲头,一个人死了,而另一个人活下来了,爱情过去了,家庭生活还得继续。像《诺丁山》那样的书店店员和女明星的贫富悬殊的爱情,只有傻子才会相信。

面目相似的时尚杂志提供了大量罪证:男人嫌女人不再温柔,女人嫌男人不再殷勤,年轻貌美的女作家在专栏中哀叹“没有爱”,男男女女一提爱情就满腹怨气。

……

总而言之,在今时今日,爱情似乎是以一个重要的缺席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是,我们是否真的经历过一个爱情上的黄金时代呢?

在西方,源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学说曾经无比强大,直到20世纪初,轰动一时的《性别和性格》一书的作者奥托·魏宁格还一本正经地宣称:“爱情和情欲是根本不同,互相排斥,甚至是互相对立的两种状态”，“真正的爱情会由于同所爱之人非预谋的肉体接触而死亡,因为这种接触引起性的冲动,从而在一瞬间毁灭了爱情.…”

好在这种论调在中国从来没有市场,只有在80年代那场思想的盛宴中偶尔冒头,随即消失,唯一留下的名词“柏拉图式的爱情”被似懂非懂地用在那些有缘无分、天各一方的苦命恋人身上,谁主动追求这个非被看成神经病不可。因为在中国,传宗接代始终是头等大事，指腹为婚也好,电视征婚也罢,所求莫不在此。所以,看上去挺潇洒的美食家沈宏非最近不无感触地说，“对于中国人,最重要的还是家庭。”说此话时,他刚刚有了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女儿。

在婚姻这一直接目的和家庭这一终极目的之下,爱情成了过渡品,而性成了附属物。要是一对恋人结了婚又离了婚,他们自己或周围人都会认为是“失败”,终极目的没达到,还得从头再来。

即使在以爱情纯洁著称的大学校园里,自50年代到80年代,都不乏因最终不能分配到一起就断然分手的恋人,不能结婚,就让爱情见鬼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这当然无可非议。从这个角度上说,形形色色的相亲和征婚活动都是好事。但问题在于,如果爱情一定要与家庭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势必导致爱情的数字化--为了家庭建筑的顺利与牢固,人们用在菜场买菜的精神对待爱情,看成色、称分量、讨价还价,一旦感觉到有吃亏的危险就迅速离去。最不能量化的东西被量化了,于是一切索然无味。

这解释了为什么爱情故事永远有市场。从石康的《晃晃悠悠》到蔡智恒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无论是中国版的村上春树,还是网络版的王朔,最玩世不恭的新人类,最吊儿郎当的网络小说卖的还是爱情:稀缺的东西才有卖点。

爱情和家庭的最大矛盾恐怕还在时间性,家庭越稳固越好,爱情却无法强求。有报纸披露了一项最新的医学发现:恋爱导致大脑中产生的使人感到幸福的化学物质,寿命不超过36个月,但一般人会在12个月左右才发现该物质已消失,因此结婚四年后离婚的夫妻特别多，“七年之痒”应改成“四年之痒”。

对待爱情与我们同样严肃的苏联人瓦西列夫在其著名的《情爱论》中说:“人是不愿意离群索居的。他具有感情上进行自我恢复和经常显示爱情的奇妙能力。”“大自然甚至在人的感情范围内也不允许存在空白。要医治失去一个美丽女子的创伤,最好的药物就是另一个同样美丽的女子。”

恶毒的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则更为彻底地否定了作为独一无二的恋人的价值:“我渴求的是自己的欲望,而情偶不过是它的附属品而已。”“假如有一天我得下决心放弃对象,那让我感到特别难受的是想象的丧失,而不是其他东西。那曾经是一个多么珍贵的结构,我伤心的是爱情的失落,而不是他或她。”

我们无意否定古典爱情在古代的价值,生活面狭窄、价值取向单一的社会,不从一而终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或者像《失乐园》里说的那样,自杀本身是人性的一部分,正愁找不到借口呢。但是你也不能为战胜了自然规律而沾沾自喜。

也许,与爱情的持久性相比,更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什么。一共结过三次婚,目前是一本时尚杂志出品人的洪晃女士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说男人分上半截和下半截,上半截是修养，下半截是本质,多数女人是冲着一个男人的上半截和他结婚的。还说做爱最体现一个人的本质,所以婚前不应当有性关系的说法害了女人。

这话里确有真知灼见。中国传统对人的训练尤其是对女人的训练都是指向孙子大师的,可一个人在爱情问题上一精于计算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郝思嘉到最后才明白她爱的是白瑞德,更多的人到最后也不明白。你是爱吃土豆还是白菜?是否因为别人说土豆没营养或没品位你就以为自己一直爱吃白菜?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在中国,身份、背景相差极远的人之间很少擦出火花,一有就值得大肆报道。也许最理想的是像印度的某个民族,姑娘们当众给人追求,有了一个追求者就炫耀性地在头上插一把梳子。

那些抱怨“没有爱”的人应当先问问自己有没有爱的能力。毕竟，可在一个各方面空气空前自由的时代里不能有所作为也怪不得别人。

其妆其歌都走在时代尖端的王菲几年前还在唱:“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红豆》);在后来推出的专辑中却摇身一变“只爱陌生人”了,“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比宠物还天真”(《只爱陌生人》);还面无表情地唱“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少道理/太多太多游戏/只是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对什么东西/死心塌地”(《开到荼靡》)。

流行歌永远是时代情绪最直接的反映,而在年轻人扎堆的互联网上则出现了这样的情书:

“如果你拒绝了我,啊!拒绝了我!生命已对我失去意义。我将爬上一教,啊!爬上二教!爬过一楼,爬过二楼……爬到八楼。啊!八楼!打开窗户,往下跳,啊!往下跳!”发信人是“甄潇洒”,收信人是“郝美丽”。

这个作者与罗兰·巴特,不知道是谁更不严肃。在说到“我爱你”的时候,老罗兰·巴特竟然说:“这第一声誓盟发出时并没有什么意思;而只不过是通过一种令人费解的途径重复一个不算新鲜的消息。”“对‘我一爱一你’,有种种俗套的回答:‘我不爱你’，‘我根本不相信’，‘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等,而真正的拒绝是:‘无可奉告’。”

严肃的也有,比如另一位网友“李寻欢”:

“我看爱情观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唯心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前世姻缘’式的客观唯心主义和‘跟着感觉走’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些人似乎认为爱情就像是某个山沟里的露天煤矿一样,是天然给他们准备好的。然后他们无意走到那里,发现了,就拿架子车拉了一车回家，开始用来生火取暖做饭。”

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当性、婚姻和家庭各归其位的今天,爱情不是“用来生火取暖做饭”的。对于那种浸泡在风水和幻想中的、稳定和专一得令人窒息的古典爱情,对于那种古典爱情的不可理喻的缅怀和向往,可以视同世界上最折腾人的绝症。显然已无药可救,一时半会儿又死不了,反反复复劳民伤财,把好人也拖垮了。

还是让它安乐死吧,没有比这更人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