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甘肃酒泉 杜保

事件背景：1900 年，道士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有写经、文书和文物 6 万多件的藏经洞。当时清王朝风雨飘摇，王圆箓先后向敦煌县令、肃州兵备道官员等汇报，还向朝廷写密信，期望经卷得到妥善保护，但都没有结果。

文物被盗经过：1907 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他假装虔诚，以自己崇奉玄奘为由，取得王圆箓的信任，用四块马蹄银（约二百两）从王圆箓处换得写经 200 捆、文书 24 箱和绢画丝织物 5 大箱。1914 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圆箓处获得写本 570 余卷。1908 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以白银 500 两换得 6000 余卷汉文写本和不少古藏文写本、200 多幅纸绢画等。1911 年，日本人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用 350 两白银从王圆箓处骗买写本数百卷，还带走两身精美塑像。1924 年，美国人华尔纳用 70 两银子买通王圆箓，粘剥 12 幅壁画，带走一尊唐代菩萨彩塑和一尊北魏彩塑。

事件结果：西方探险者的劫宝活动，使藏经洞的大部分文献资料流散于世界各地。据统计，英、法、俄、日、美等 7 个国家的藏品数量占总数的五分之三。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有功，但贱卖民族瑰宝也确实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不过，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对文物保护的漠视等也是导致莫高窟文物大量外流的重要因素。

莫高窟藏经洞文物被盗事件，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场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折射出时代的无奈与文明传承的深刻困境，其影响与教训值得后世深刻反思。

从历史角度来看，王圆箓作为发现藏经洞的关键人物，因知识局限与时代背景的限制，在面对价值连城的文物时，无法充分认识其珍贵性。他虽曾尝试上报官府，但在腐朽、昏聩的晚清官僚体系下，未能引起重视，反映出当时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淡薄与管理机制的缺失。西方探险者打着 “考察” 的幌子，凭借欺骗手段掠夺文物，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资源的野蛮侵略与掠夺，是文化霸权的恶劣体现，这一过程充满了不平等与掠夺性，是对中国文明的公然践踏。

从文化价值层面而言，藏经洞文物的流失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文物涵盖了公元 4 世纪至 11 世纪的多种文化典籍、艺术珍品，承载着古代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等多种文明的交流成果，是研究古代历史、宗教、艺术、语言等领域的珍贵资料。它们的分散使得学术研究难以形成完整体系，割裂了文化传承的脉络，也让中国失去了众多文化瑰宝，在国际文化话语权争夺中处于被动地位 。

但从另一个角度，藏经洞文物的外流在客观上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敦煌学的关注，催生了 “敦煌学” 这一国际显学。尽管这些研究是建立在文物被掠夺的基础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敦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研究。然而，这种 “传播” 无法掩盖文物被盗的伤痛与耻辱，更无法替代文物回归本土的意义。

这一事件也为后世敲响了警钟：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其保护不仅需要个体的责任意识，更需要健全的国家保护体系与文化战略。只有国家强大、文化自信得以树立，对文化遗产保护给予足够重视，建立科学的保护机制，才能避免类似悲剧重演，让文明的瑰宝在故土上绽放光彩，真正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从现实情况来看，莫高窟被盗文物全部要回来存在较大难度，但通过一些方式已取得了部分成果，未来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希望，具体如下：

困难方面：现存国际公约存在无溯及力、适用范围窄、监督机制孱弱等缺陷，无法解决历史上莫高窟文物非法流失的返还问题。文物已分散在英、法、俄、日等 10 余个国家的众多收藏机构和个人手中，涉及复杂的国际关系、法律问题以及收藏者的利益等。一些收藏者以当时有交易凭证等为由，拒绝归还。此外，部分国家对文物返还不够积极，使得通过外交等途径追索面临重重困难。

积极进展：2014 年中国主导制定了《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为文物追索提供了有利的国际舆论与法律条件。2015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向敦煌研究院等机构赠送馆藏敦煌文献的高清数字资源，实现了在法藏敦煌文献的数字化回归。另外，我国也与美国、瑞士、意大利等 18 个国家签署了防止文物非法出入境以及促进文物返还的双边协议。

未来可能：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文化影响力的增强，在国际文物保护领域的话语权也在增加。同时，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和文化自信不断提高，对文物回归的关注度和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为文物追索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持。如今也在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项目，未来或许能通过数字化等创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文物的 “虚拟回归”，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和研究这些文物。

虽然莫高窟被盗文物的完全回归面临诸多挑战，但通过国际合作、法律手段、外交努力以及文化交流等多种方式的综合运用，仍有可能逐步实现部分文物的回归，或者以数字化等形式让这些文物在文化传承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