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迪宝和丹妮的情书通信集中在这些年份。

1955年至1956年,成都--杭州;1956年至1966年,厦门-法国里昂,在1957年7月,袁迪宝从华西医学院毕业,因为是天主教徒,他未能如愿从事教育工作,而是被分配到厦门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1958年到1961年,袁的三个儿子相继出生,他寄了张照片,丹妮拿给母亲看,母亲看了半天,跟她讲,你放心,袁迪宝现在生活很幸福。“从那一刻起,我的心就平静了下来。”生活并不宽裕的丹妮不断给家境窘迫的袁迪宝寄奶粉、饼干、衣服和玩具，“有时候我老想当时也许不应该离开,可是怎么不应该?人家已经有太太了,我留在这里干吗?”

1966年,中国“文革”风暴来临,丹妮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里面提醒她不要再写信，“你这是在害人!”此后,两人通信中断。20世纪70年代,或因政治原因,或因地址变更,袁迪宝和丹妮分别尝试写信，但总是被退回。1980年、1986年、2000年,丹妮回中国三次寻找袁迪宝，无果而终。

直到2010年春节,袁迪宝姐姐的儿子来欧阳家拜年,家人聊到老人的颓唐,随着话题深入,袁迪宝尘封多年的一段异国恋情重见天日。在欧阳的鼓动下,老人找出丹妮的一张小头像,以及抄在字典里的一个地址“Daniel Li 5 rue Lanson Villeurlanne France"。

"亲爱的丹妮,愿上帝祝福你健康长寿,愿上帝保佑你健康长寿，请给我一信。永远思念你的袁迪宝。”

2010年3月31日、4月1日,袁迪宝生怕寄丢,便用中法文一连写了五封同样的信,装在两个信封里分别寄出。

4月10日、11日,丹妮收到了这两封信。她在回信中写道,自己一直一个人过,从未搬家,中午是在修道院里吃,如果有一天生活不能自理,她将到那里终老。袁迪宝心痛欲绝,便执意邀她来厦门。

做决定前,丹妮去找了神父,神父告诉她“这是天意”。

9月16日,欧阳去法国带回了丹妮,因行李超重还被罚了四五百欧元。

袁迪宝西装革履,手捧55朵红玫瑰守候在厦门高崎机场。9月21日,两人在民政局登记,五天后婚宴,身着婚纱的丹妮第一次做了新娘。

“我在整理情书时发现,爸爸是个多情的人。”

欧阳说,袁迪宝在信中屡屡因为已为人夫而在道德与情感间痛苦挣扎。

“其实爸爸的这些信不光是感情的抒发,还有当时的形势和政治背景。比方说今天学校又要通知开会了,哪个同学被打成右派了,要让他们写多少大字报了。灭四害时,要交多少条老鼠尾巴、多少盒苍蝇了。他在成都时曾经跟随工人下矿井去劳动。实习时下到四川几个医院,医院里没有一个正规医生,什么人得了什么病,遇到多少患者,他爱莫能助的心态都写了。”

“包括他政治考试多少分,毕业志愿怎么填,领10块钱的补贴,他写给领导的自我评语,他也再抄一遍交给她。他说他很疲劳,有一个月持续每天睡眠只剩3到6小时。写得很细致,这些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好剧本.”

欧阳说:“他们的爱情和情书都很纯洁,不像现在的一些情书写得非常的肉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