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生都在和土地打交道，直到去世前都没离开过。

我家住在县城附近，父亲在外工作，家庭重任自然就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到厨房烧火做饭，一边做饭一边打扫院子，等饭做好了，院子也打扫的干干净净，就叫我起床吃饭去上学，不管家里多忙，她从不耽搁我上学。她一生不停劳作，很少有休息的时候。我家里人口多，父亲兄妹五个，排行老大，二叔当兵在外，大姑出嫁，三叔和小姑年龄尚小，还不够到生产队干活的年龄，母亲就用绳子把我捆在背上照样上工争工分。等我长到五岁的时候，她已不再带我下地干活，而是把我绑在外婆家的院子里的桃树上，听大人说，我小时很淘气，母亲怕我出事，而她又要到地里拣棉花，供一家人过冬的棉衣用，只好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

八二年，我上初一的时候，生产队分了田地，母亲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听人说那叫责任田。那块地就在我家门前得大块地里，隔着一条310省道，站在院里可以一眼看见对面地头的村居。母亲的身影就经常出现在地头，她是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去的地，我已很少知道，总之是我起床后，饭已做好，我吃过饭，穿过大块地中的小路去对面的中学，见母亲已经在地里锄草，施肥，浇水，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从那时再没听到过生产队长的叫声，也不见他带领大伙上工的身影，我有几次见他在地里干活，就好奇地问母亲：队长也用干活吗？母亲说：现在是分田到户，他自家的田他不种谁种。那一年，我家的粮食比常年都多，黑面馍变成了二面馍，逢年过节还能吃到白面馍。我那时已能帮母亲下地干活，学校一放假，我就和母亲一块到地里劳动，其实母亲是不愿让我干活的，她只是让我和她一块去，听我讲讲学校里的事情，老师有没有批评我。

生产队允许锄小片地，母亲又起早贪黑地到后山上开荒地，开荒地也不是谁想开多少就开多少，生产队给每家分了半架坡，叫自留坡，坡下能种的平地叫自留地，可以在自家的自留坡上开垦土地。随着县城城区的扩大，我家门前的大块地越来越小，四周盖起了许多的大楼，有公家的也有私人的。那块赖以生存的田地最终变成了一畦菜地，再后来，那畦菜地也没有了。自留地和自留坡成了母亲唯一的战场，只是离家有点远，往地里担粪是很费劲的，一担粪，等我把它挑到地头，已成了半桶。

我最能帮母亲干的事就是和她一块种红薯，母亲老早已把那块自留地整理的有棱有角，地里的土象筛过一样，等我放了假，她便会在街上买了红薯苗，挑起水桶，一头放着水瓢，一头放着红薯苗，我扛着锄头和她一块到地里。种红薯其实并不难，母亲在备好的地垄上用锄头刨一个小坑，我跟在后面往坑里放一棵小苗，等把小苗全部放好，就到坡下的山泉处，用水瓢舀一桶水，一个坑里一瓢水，水渗下去后，就可以动手栽苗了。左手扶住苗，把苗的根部在坑底摁一个小钩状，用右手的中指和食指连钩一块摁进土里埋好，上面再盖上一层浮土，一棵红薯苗就栽好了。干活的时候，母亲会突然变魔术似的拿出一个香甜的苹果叫我吃。

最愉快的是秋天扒红薯的时侯，我家的自留坡上有一棵柿树，上面结满了红红的小柿子，一到秋天，红红的柿子就象挂满枝头的小红灯。母亲在地里扒红薯，我就爬上树摘红柿，等我把两个口袋装满，我就把红柿放在她面前，我们一块吃，我记得她会问我：你吃没有？我说没有，我要和你一块吃。母亲眼里便会充满了泪花，现在我才明白，母亲眼里的泪花是因为我说的那句“我要和你一块吃”。

后来，我参军到了海岛，经过部队的锤炼，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劲，我常想，母亲的那块田地，等我复员回去，我就一个人把它承包，不让母亲一个人再下地劳作。

三年后，我回到家乡，尽管我不想修理一辈子地球，但能和母亲一块下地干活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然而，这样的好景并不长，母亲在那一天倒在了通往地里的路上，是车祸。那年她四十二岁。

人们说她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一个苦命的人。

母亲耕作过的那片土地，伴随着母亲的去世也荒芜了。现在政府号召退耕还林还草，那片土地已被栽上了小树，长满了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