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大孟鼎，又名廿三祀盂鼎

年代:西周朝

题材:青铜祭祀礼器

材料:青铜合金

规格:高 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价值:记录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一事，如实地描述了当时的社会情景，具备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出土情况和馆藏

大盂鼎在西周早期的青铜礼器里占有重要地位，因西周康王期间一名叫盂的大臣铸造了这个鼎而得名。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在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眉县常兴镇杨家村一组，即李家村)附近，一个农民发掘出土大小两件鼎器，大的青铜器是大盂鼎，被挖掘出来就立即流入古玩市场，而小的一件却不见了踪迹。

道光年间岐山的首富叫作宋金鉴，他最终购得此鼎。由于大盂鼎太过庞大，十分引人注意，很快就被岐山县令周庚盛强抢豪夺。紧接着，大鼎被一位北京的古玩商收购。后来，岐山的宋金鉴考中翰林，他再次以3000两白银的价钱将大盂鼎买回。但是等他去世之后，家人以仅仅700两白银将大盂鼎出售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手下袁保恒。袁保恒知道左宗棠爱好古玩物，得到此鼎之后，马上献给了左宗棠。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举报，即将回京论处，后来大臣潘祖荫出手相助，左宗棠得以保住官职。因此，左宗棠把大盂鼎送给了潘祖荫，以报答援手的恩情。

此后，大盂鼎被潘家人视为祖物，一直传给后人。即使一些人想尽办法要得到此鼎，可是潘家人都极力保住了大盂鼎。抗日战争前期，苏州被日本人占领，潘家人经过细密的商议，将鼎埋于一处隐蔽的房屋中，最终保住大盂鼎没有落入日寇手中。

新中国建立之后，潘家后人将这件珍品贡献给国家，另外还有一件大克鼎也同时上交，潘家人提出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此鼎放到上海博物馆。

大盂鼎被文管会人员带到上海，重新面世。1952年，上海博物馆建成，大盂鼎被收藏到此馆。1959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建成，上海博物馆以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进行资助。

艺术价值

大盂鼎高 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鼎内共有铭文19 行，共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内容是康王对盂讲述周文王、周武王治理国家的经验。大盂鼎有一对立耳，鼎身腹部略微鼓起，呈圆形，有三个鼎柱。鼎口下方用饕餮纹带进行修饰，三条腿上装饰了兽面纹，同时用扉棱装饰，并在下方增添两道弦纹，让整个鼎身形体更加雄伟庄严，极具威严感。据专家考证，大盂鼎是周康王时期的青铜器作品，是目前发掘出来的西周青铜器中的一件大型器具，因其端庄沉稳，浑厚雄壮，富丽堂皇，故而堪称世间瑰宝。

大盂鼎的内壁雕刻了铭文291字，记载了康王的思想言论，他认为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建立了周王朝，是因为功绩来自于手下臣子。这些臣子没有人酗酒，每次祭祀的时候，极其认真并恭敬，因此得到上天眷顾，赐予周王朝一个太平盛世。而商朝灭亡的原因就是因为君臣迷恋酒色，在殷商后期，从京城到远方的诸侯，从商王到地方臣宰，都极恋酒色，最终造成军队散漫，人心混乱。所以康王让盂一定要学习先人，认真辅佐君王，并赐给他军权，让他帮助治理军队，每天两次进官谏言，祭祀时要认真对待，敬畏天威。而盂在铭文里写道，他铸造这件大鼎，是为了祭拜他的祖父南公。大盂鼎的铭文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也成为史家探索周代分封制，以及周王和臣属关系的重要资源。

西周早期，金文类型丰富，有奇异凝练、雄奇放荡、平淡朴实等多种形态。大盂鼎的铭文属于奇异凝练的类型，铭文大字，字体严厉凝重，笔触十分美观。它的书法结构严谨，章法极其质朴平实，笔法方圆兼备、端严凝重，雄伟但不失秀丽，文字布局合理，但是又饱含灵动和活力，达到了极其精致的艺术境界，为后来的《张迁碑》《龙门造像》等书法作品奠下了基础。

大盂鼎的铭文书法堪称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并且因为大鼎形体庞大,结构端庄堂皇、浑厚雄伟，因此更加体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宏大格局，令后人格外敬重。从目前出土的周朝铭文来看，在西周成康时代的金文里，单就书法的成就而言，大盂鼎名列第一。

背后的故事

大盂鼎从道光年间出土，至全国解放，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这件国宝之所以能保存完好，最后上交给国家，得益于潘祖荫及其后人的保存。

潘祖荫(1830-1890年)，字伯寅，江苏吴县人，祖父潘世恩是清朝著名的状元宰相，在朝中为官长达50年，其中在道光年间任大学士近20年。潘祖荫天资聪颖，23岁时以殿试一甲第三名考中进士，历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工部右侍郎、大理寺卿、礼部右侍郎、刑部及工部尚书等职,在咸丰年间官至军机大臣。

清咸丰年间，左宗棠为报答落难时潘祖荫给予的帮助，将大盂鼎赠送给潘祖荫。潘祖荫当时已经是清朝著名的金石学家、文字学家和藏书家，尤其喜爱金石，只要听说有彝器出土，一定倾囊购之。所以，他收藏的青铜器数量极多，藏品闻名全国。潘祖荫得到大盂鼎之后，爱不释手，深藏在府中，从来不给外人观赏，而便是极好的朋友，也只能得到大鼎铭文的拓本。

后来潘祖荫修建了一幢攀吉楼，专门用于收藏大需鼎,天克鼎等文物,并且定下了“谨守护持，决不示人，世世代代留在潘家”的家规。1890年12月，潘祖荫在北京病逝，其遗产山弟弟潘祖年继承。潘祖年赴京料理完哥哥的后事，把大盂鼎等众多文物装船运回老家苏州。从此潘祖年接替哥哥担负起保护国宝的使命。此后，潘家的收藏受到不少人的觊觎,直隶总督端方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时派人到潘家纠缠，软硬兼施，一心想把宝鼎据为己有。但潘祖年始终不为威胁利诱所动，派人昼夜看护，以防不测。在端方的威胁之下，潘家人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就在端方以为宝鼎唾手可得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端方率军镇压，被起义士兵杀死。而此时潘祖年也病入膏肓，接替他担任收藏任务的是年仅19岁的孙媳妇潘达于。潘达于原本姓丁，嫁到潘家后改姓潘，她带着过继的一对儿女，从此之后守护着一大堆文物，过着清贫的日子。潘达于只粗识一些文字，但她深知这些文物的价值，牢记潘家的祖训，一定要好好保管文物，传给子孙后代。

20世纪20年代，一个美国收藏家专程来到苏州，用600两黄金外加一幢洋房交换宝鼎，被潘达于断然拒绝。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苏州城危在旦夕。为了保存家中的青铜器，潘达于经过深思熟虑，请可靠的摄影师把所有珍藏的青铜器逐个拍照，留存底片，然后将文物分别秘密掩藏。

潘达于在家中秘密挖掘了一个五六尺深的长方形大坑，放进大木箱，再把大盂鼎装进去，空当的地方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和金银物件，随后加上箱盖，填平泥土，照原样铺好方砖，不留丝毫痕迹。潘家刚刚掩藏好文物,日军就占领了苏州。日军司令松井得知潘家珍藏着文物，派兵去潘宅一遍遍搜查，却始终没有找到宝物。

日军占领苏州期间，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潘家的看门人曾经动过掘宝出售的念头，但也深知大盂鼎的珍贵价值，也没敢透露掩藏的秘密，只是盗掘了一些小件文物卖给古董商人。1944年，埋在地下的木箱腐烂，地面出现塌陷。潘达于和儿子秘密挖开大坑，把大盂鼎重新掩埋，然后将埋藏青铜器的房间门窗钉死，使保存地点更加隐蔽。大盂鼎躲过一次次劫难，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最终在解放之后，潘家人将宝鼎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