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龙稠 指点江山觅封侯人间茶话 大红袍是中国名苑中的奇葩
大红袍是中国名苑中的奇葩,有“茶中状元”之称,更是岩茶中的王者,堪称国宝。在早春茶芽萌发时,从远处望去,整棵树艳红似火,仿佛披着红色的袍子,这也就是大红袍的由来。大红袍茶树为灌木型,树冠稍稍展开,...
当代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岳飞为什么必须死的时候,往往在强调岳飞的性格。岳飞这个人性格确实有点不好,特别倔。当然这种倔在皇上看来那就叫跋扈。最具体的是两个例子。
要知道岳飞原来跟高宗赵构之间也是有蜜月期的。刚开始赵构觉得这小伙子太能干了,原来是很低级的武官,一直赵构亲自把他提拔,所以后来把他提拔成节度使,提拔成节度使的时候三十岁不到。岳飞还逢人就讲:你看我,整个宋朝就两个人三十岁不到封节度使,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我。你说这话哪能讲?他就是私下跟人瞎讲。
岳飞这个人性格倔在哪儿?举两个例子。
第一,他跟宋高宗第一次翻脸是在绍兴七年。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前面讲的刘光世,他带着淮西军,自己实在不愿意打仗,说我就愿意回家抱老婆陪孩子,算了,这军队交给朝廷我就回家了。高宗赵构说这个军队交给岳飞,交给岳飞岳飞就拥有了天下七分之五的兵力。后来跟岳飞刚说完这个话之后,赵构回去一想不对,这兵权交给他了,他哪天造反我一点辙都没有。所以高宗很快就反悔了。
而岳飞这个高兴,老顽童似的,给我了,给我了,高兴了,天天在那谋划,我拥有了这么多军队,我应该怎么收复还我河山?他天天想这事。可是高宗赵构反悔之后就跟他说:说不给你了,直属中央了。岳飞就不高兴了,要来要去要不到,岳飞说:去他妈的,不干了,干嘛去?直接回庐山,因为他老母亲葬在庐山,到庐山闲住不干,管你朝廷怎么着,怎么喊我回去不回去。
赵构就给他写信,爱卿,你是怎么好?我是多么喜欢你,充满了激情四溢的信一封一封飘向庐山,死活不答理。后来赵构没招了,说这样吧,叫他俩手下,一个叫李若虚,一个叫王贵,说你们俩到庐山去请他,请不下来杀你们俩人。这俩老部将就跑到庐山去见岳飞,然后岳飞刚开始还耿耿的,最后李若虚跟他说了一句话:说你真的以为你能跟朝廷翻脸吗?这一句话说完岳飞大汗淋漓,想想真不对,然后就下山。
下山之后得跟高宗承认错误,写这个认错书,说你别生气了,高宗说:我没生气,我生什么气?我要真生气我就动你了,你知道我怎么动你吗?太祖皇帝有一句话:犯吾法者惟有剑耳,说我不生气,生什么气?我要真生你气就弄死你了。这是两个人第一次翻脸。
另外一次翻脸也是岳飞的性格问题,他老替皇上操心,说你这个没后代,因为他在扬州逃跑的时候据说受到惊吓,高宗皇帝落下了类似于阳痿这样的毛病,所以就没有后代。然后养了当年的太祖皇帝的两个孩子,就七世孙,一个叫赵伯琮,一个叫赵伯玖,两个孩子养在宫里。
而岳飞就说你应该立赵伯琮为太子,岳飞有点脑筋,他自己不让别人参与这事,自己躲在船舱里练小楷,然后自己写的奏章,然后跑到那儿跟皇帝念奏章,结果念的时候高宗就冷冷的看着他,念吧,然后一阵冷风刮来,奏章刮到地上,岳飞哆哆嗦嗦大汗淋漓,他也觉得这事做的太过分了。
最后高宗就跟他说了,说这种事哪是你这种掌兵权在外的武将该管的?如果你是文臣你说这话可能还是爱护国家,你武将什么意思?各位,你要知道立太子这件事情在封建王朝的时候那是天大的事情,说白了这叫炒期货,你不就是想未来谁当皇帝吗?你这个时候说伯琮当皇帝当太子,那意思就是我百年之后,那下一任皇帝你有拥立之功。
所以过去的谁当太子这个问题上是宫禁当中最严肃,最碰不得的一个话题。所以为什么说康熙皇帝后来建立了叫秘密建储制,跟雍正俩人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说我不是不立,我立了,但立的是谁谁都不知道,我藏在太和殿正大光明匾后头,我死的时候一帆两瞪眼开箱,彩票才开出来,提前谁都别攀附,哪个太子,哪个皇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创新,但是宋代的时候没有,那你什么意思?你统兵大将天天统,入我立太子,所以后来高宗就非常不高兴。但这种不高兴可不是高宗赵构一个人的,当时的也是主战派对岳飞也很好,宰相叫赵鼎,赵鼎就把岳飞的参谋官叫来,说太糊涂了,这种事是他干的吗?那就只能有一次,事不可二,所以你看岳飞性格确实有问题。
可是岳飞的性格问题真的又能导致他被杀吗?我觉得还不至于,因为宋代毕竟是一个文弱,相对来说比较文明,它不像权力野兽朱元璋,朱元璋管你,完了宰了再说,宋代是比较宽厚的一个王朝,为什么还是要杀?像岳飞这种愣头青和军权剥夺不就可以了吗?这就又得说到宋代的政治。
宋代的政治其实从北宋仁宗开始就开始完成了一个叫士大夫阶层的觉醒。刚开始的时候宋代人觉得陆氏大夫,就是像唐太宗一样,一看这么多橘子来应试,他就会感觉天下英雄尽入无垢中,都为我所用。可是到了人中草,再往后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叫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那这个时候士大夫的力量就开始成为朝堂上主导的力量。
这就又暴露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就是士大夫基于义气,凡事认死理,凡事搞党争。所以你看宋殷宗的时候的奴仆,包括那最典型的是王安石变法,那就是有你没我,咱俩不谈是非,咱俩就谈党派,只要不是我这个党,你干什么都错,就王安石变法说错,后来司马光上台了,司马光上台这第一天叫所有的新法禁费。
所以当时王安石在南京,王安石说连有些法明显的实现的有功效的为什么也要废掉?对,因为这已经不是什么具体的政策之争,这已经叫国事之争,就是非的那个事,既然把你干掉,那就得是我。所以你看宋代后来王安石变法之后,翻过来调过去,这一派上台,那一派就彻底踩下,这一派上台,那一派就彻底踩下,所以整个宋代的政治就是这样。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失去了弹性的政治,用邓小平讲那句话,凡事要实事求是,现在那四个字还在中央党校门口搁着呢,你只有实事求是,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说什么事都到了。可是宋代的政治越到后期你会发现他丧失了弹性,那么到了高宗赵构和岳飞的时候,这个弹性就变得非常的脆弱。
当时朝台上只有两派,第一派主和,第二派主战。主和派你说他一定是汉奸吗?不一定,就是围绕在秦太师光辉路线周围的那群师大夫。至于主战派是不是一定就是说抗金名将,就一定是对国家好的人?不一定,后来的主战派,比如打甲午战争的时候翁同龢那些主战派,那叫误国的文人,真正在前线迷逢这个大局的,像李鸿章这种人都被污蔑为什么投降派。
所以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政治当中真正说我敢跳出来说我主和,说这句话不仅要有政治智慧,而且要有道德担当,否则皇帝都不敢。你看明代的崇祯皇帝,他其实到最后也想跟后金谈判,然后派人私下去跟他后金谈判,刚这个意思漏出来,结果风声就漏掉了,然后他就只好把这个人杀掉,皇帝根本就不敢担,说我投降,我谈何这种根本就不敢,因为政治已经变得失去了弹性,他只有站在两派当中找一派。
既然国家的大计已定,说我们要跟金国谈何,那怎么办?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就必须要去杀掉一个主战派的大员,只有杀你岳飞,其他人才老实了。你看韩世忠,闭门思过,杀他们有什么用?你岳飞愣头青,你不明白,不懂政治吗?你还在那嚷嚷,所以整个的主合派还是不能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争国事成为当时宋代整个政治缺乏弹性的最终结果。
所以岳飞必须死,这跟你自己有没有野心,跟赵构是不是怕你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一千多年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岳飞的这个悲剧,他其实不是哪个人的悲剧,也不是奸臣和良臣,也不是昏君和忠臣之间的冲突,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跟整个僵化的,僵硬的,僵死的政治结构之间的悲剧。
所以特别感慨,我们幸好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以一个个体的崛起的姿态跟整个世界对话,我们不是嵌入到哪一个权力系统顶端的问题,成为所有人的问题,我们可以任意的接入到任何一个系统当中,选择我们愿意过的自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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