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狗比老爷有福气-从前 有个财主每天喝酒吃肉-民间笑话
从前,有个财主每天喝酒吃肉,给他仆人吃的却是残羹冷饭。一天,他看到仆人有点不满,便抿着油嘴说:“我天天吃肉是我老爷有福气,你-”话还没说完,门口跑进来一只狗,叼起桌...
曾几何时,澳大利亚凭借宜居的环境、完善的福利、宽松的移民政策,成为无数人心中的 “移民梦想国”。而作为澳大利亚经济引擎与文化名片的悉尼,更是移民首选之地。但如今,这座城市却因飙升的住房成本,被推上 “全球第二贵宜居城市” 的榜单,曾经的 “梦想之地”,逐渐变成困住无数人生活的 “住房陷阱”。澳大利亚为何会陷入这样的困局?又该如何破局?
一、悉尼:从 “宜居标杆” 到 “住房高成本重灾区”
根据全球知名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报告》,近年来悉尼的住房成本持续攀升,2024 年更是以仅次中国香港的住房支出水平,成为全球第二贵宜居城市。数据显示,悉尼市中心一套 70 平方米的公寓,平均房价超过 150 万澳元(约合 700 万元人民币),即便在郊区,同等面积的住房均价也突破 100 万澳元;租房市场同样严峻,市中心单间公寓月租金普遍在 3500-4500 澳元(约合 1.6-2.1 万元人民币),占普通上班族月收入的 60% 以上,不少年轻人被迫选择 “合租” 甚至 “群租”,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这种高住房成本,彻底打破了移民对澳大利亚 “宜居生活” 的想象。一位 2022 年从中国移民悉尼的程序员坦言:“来之前以为凭自己的薪资能轻松安家,来了才发现,不吃不喝 10 年才能凑够郊区房子的首付,现在只能和另外三个租客挤在一套两居室里,每天通勤两小时上班,‘梦想生活’变成了‘生存挣扎’。” 不仅是新移民,本地年轻人也深受其扰,越来越多悉尼本地青年因买不起房,选择搬回父母家居住,“啃老” 现象逐渐增多,曾经 “成年即独立” 的社会共识,在高房价面前逐渐瓦解。
二、困局根源:三大因素推高悉尼住房成本
悉尼住房成本飙升,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移民政策、土地供应、资本炒作共同作用的结果,三者相互交织,形成难以破解的 “住房困局”。
(一)移民政策与人口增长:住房需求 “持续井喷”
澳大利亚长期依赖移民推动经济增长,尤其是 2023 年边境全面开放后,政府大幅放宽移民配额,仅 2023-2024 年度,澳大利亚净移民人数就突破 50 万,其中超过 40% 的新移民选择定居悉尼。大量人口涌入,直接导致悉尼住房需求 “井喷”—— 据澳大利亚住房署统计,悉尼当前住房缺口超过 12 万套,供需失衡的局面,成为推高房价和租金的 “直接推手”。
更关键的是,移民结构加剧了需求压力。近年来澳大利亚重点吸引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中,技术移民多为年轻群体,对租赁住房需求旺盛;投资移民则倾向于在悉尼购置房产作为资产配置,进一步挤占了普通住房资源。需求持续增加,而住房供应却跟不上,供需矛盾自然愈演愈烈。
(二)土地供应与规划限制:住房供给 “严重滞后”
与 “井喷” 的需求相比,悉尼的住房供应却长期 “滞后”,核心问题在于土地供应不足和城市规划限制。悉尼城市发展受地理条件制约,东部和南部临海,西部和北部多为山地,可开发建设的土地本就有限;同时,澳大利亚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地方政府的规划限制,进一步压缩了住房建设空间 —— 新建住宅区需经过严格的环境评估,且容积率、建筑高度等指标被严格限制,导致开发商难以大规模建设高密度住宅,住房供应效率低下。
此外,土地审批流程繁琐也拖慢了住房建设速度。在悉尼,一块土地从规划审批到正式开工建设,平均需要 2-3 年时间,漫长的流程不仅增加了开发成本,也让住房供应无法及时匹配需求。数据显示,2023 年悉尼新建住房数量仅为 4.5 万套,远低于满足人口增长所需的 6 万套,供需缺口持续扩大。
(三)资本炒作与投资属性:住房沦为 “金融工具”
澳大利亚住房市场长期被资本炒作,住房的 “居住属性” 逐渐让位于 “投资属性”,进一步推高了住房成本。一方面,低利率政策(2020-2022 年澳大利亚央行基准利率长期维持在 0.1%)让房地产投资成本降低,大量本地投资者和海外资本涌入悉尼房地产市场,通过 “低买高卖”“以租养贷” 赚取利润,导致房价脱离实际居住需求,出现 “虚高”;另一方面,澳大利亚税收政策对房地产投资的 “倾斜”,如负扣税政策(投资者可将房贷利息等支出从应税收入中扣除,减少纳税),进一步刺激了投资性购房需求,普通购房者在资本面前毫无竞争力,只能被迫接受高房价和高租金。
三、破局尝试:澳大利亚的 “解困措施” 与现实挑战
面对日益严峻的住房困局,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悉尼所在州)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措施,试图缓解住房压力,但效果却因现实阻力大打折扣。
(一)增加住房供应:从 “规划” 到 “落地” 难跨越
联邦政府提出 “未来 5 年新建 100 万套住房” 的目标,并承诺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其放宽土地规划限制、简化审批流程;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则推出 “郊区开发计划”,计划在悉尼西部和南部建设多个新兴住宅区,配套建设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
但这些计划在落地过程中遭遇重重阻力。悉尼西部部分郊区居民以 “破坏环境”“挤占资源” 为由,反对新建住宅区;地方政府因担心新增人口带来的公共服务压力,对土地规划审批持 “谨慎态度”,导致部分开发项目进展缓慢。截至 2024 年上半年,“100 万套住房” 目标的完成率不足 20%,住房供应滞后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二)抑制投资炒作:政策 “力度不足” 难见效
为抑制房地产投资炒作,澳大利亚央行自 2022 年起多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从 0.1% 上调至 4.35%,试图通过提高房贷成本,降低投资性购房需求;联邦政府也计划调整负扣税政策,限制投资者的税收优惠。
但这些措施的效果有限。一方面,加息虽增加了房贷成本,但悉尼房价因供需失衡,仍保持小幅上涨,投资性购房需求只是 “暂时降温”,并未彻底消失;另一方面,负扣税政策调整因遭到房地产行业和投资者的强烈反对,最终仅进行了 “小幅修改”,未能从根本上削弱住房的投资属性。
(三)保障住房建设:“数量不足” 难覆盖需求
政府还试图通过增加保障住房供应,帮助低收入群体和新移民解决住房问题。联邦政府承诺未来 3 年投入 20 亿澳元,建设 1.5 万套保障住房;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则推出 “租金补贴计划”,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每月最高 500 澳元的租金补贴。
但与庞大的需求相比,保障住房的数量远远不足。悉尼当前约有 30 万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需要保障住房,而已建成和计划建设的保障住房总数不足 5 万套,大部分家庭仍需在市场上租房或购房,保障政策难以覆盖多数人群。
四、未来展望:破局需 “多方协同”,平衡 “发展” 与 “民生”
悉尼住房困局的破解,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联邦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行业、民众等多方协同,在 “经济发展” 与 “民生保障” 之间找到平衡。
从长期来看,澳大利亚需要重新审视移民政策与住房供应的匹配关系,根据住房供应能力调整移民配额,避免人口增长过快超出城市承载能力;同时,地方政府需突破 “利益壁垒”,加快土地规划审批速度,鼓励开发商建设高密度、低价位的住房,增加住房供应总量。
从短期来看,政府需加大对房地产投资炒作的抑制力度,进一步调整税收政策,削弱住房的投资属性,让住房回归 “居住本质”;同时,扩大保障住房建设规模,完善租金补贴政策,为低收入群体和新移民提供更多支持,缓解其住房压力。
此外,还需推动城市 “多中心发展”,减少对悉尼的过度依赖。澳大利亚可通过加大对墨尔本、布里斯班等其他城市的投入,完善这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引导部分移民和产业向这些城市转移,缓解悉尼的住房和人口压力。
曾经的 “移民梦想国”,如今因住房问题陷入困局,这不仅是澳大利亚面临的挑战,也为其他依赖移民发展的国家敲响了警钟: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民生为代价,只有平衡好人口增长、住房供应、资本监管的关系,才能让 “梦想国” 真正成为民众安居乐业的家园。悉尼住房困局的破解之路或许漫长,但只有坚定地朝着 “民生优先” 的方向前进,才能让这座 “全球第二贵城市”,重新找回宜居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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