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生万物》和其背后的根源问题-影视作品中有为地主阶级翻案的趋势

作者 赵皓阳

今天说说《生万物》和其背后的根源问题。近年来影视作品中越来越多为地主阶级翻案的趋势，总结起来有两大原因。第一就是我在《文化革命的意义》一文中所指出的现状，文艺界留存了太多“遗老遗少”，这固然是党的宽容政策，他们也确实保存了不少优秀的文化传统，但终究是旧时代的人需要一场文化革命的洗礼才能为新时代服务，然而文化革命失败了。所以一些糟粕沉渣泛起。第二个原因更加重要、更加根本，就是本文的标题：为地主阶级翻案，本质是为“先富集团”洗白。我在批判《繁花》的文章中说过，请大家相信我的结论——“先富起来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当然你可以觉得这是一个“仇富”的底层人发表的“反社会言论”，那么我修正一下这句话，让其表述更加严谨和学术，“先富起来的阶层”不具备任何道德性。这里简述一下原因，先富起来的人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官倒军倒”阶段；第二侵吞国企国有资源阶段；第三对外贸易中吃血汗工厂廉价劳动力的红利；第四土地财政与房地产；第五金融，尤其是买办金融（为华尔街打工）；第六互联网新富阶级。在这6个阶段中，也就互联网巨头的钱相对稍微干净一些，这也是他们敢频频抛头露面发表“996福报论”，“我不爱钱论”，“奋斗才是人生底色论”等反动言论的底气。在之前的那些“先富们”有几个有底气站到阳光底下的。当然这种“干净”也是相对的，互联网巨头的财富中也包含着大量剥削成分，买办成分、垄断成分、金融欺骗成分。就以美团为例往死里压榨外卖员，想尽一切办法欺压小商家，对消费者极尽所能割韭菜，堪称1鱼3吃的典范。

我只是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对比下之前的“先富起来”的阶层们更加肮脏龌龊，上不得台面了。比如某位臭名昭著的地产资本家到处标榜自己个人努力不靠父母，结果在他自传回忆录第3章里就讲述了自己怎么发家：“我前后填了三次党员表，当时部队知道我父亲的位置，所以经常让我回北京采购东西。那是物资紧张，我母亲在北京二商局工作还管供应，所以我经常借这些关系给部队采购物资，我也是第1个用军用飞机倒走私品的，我们等于在销赃……”，这就是标准的官倒军倒。当年先富起来的那群人基本都是利用了类似的种种特权。再比如侵吞国有资产的问题，可以看看比《繁花》好看一倍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感受下当年厂长、科长、港商是怎么掏空一个辉煌的大国企的，诸如《繁花》一类的作品，把先富阶级的财富积累道德化、优美化、正义化个人奋斗化，能力归因化、商战智慧化，其实就是对真实历史的遮掩、罪恶与剥削的粉饰，让人民记忆扭曲。然而先富起来的人们却往往喜欢用道德性，个人能力努力奋斗去美化和标榜自己，就像当年能通过家庭关系调用军用火车和军用飞机倒物资的臭XX资本家，挂在口头上的言论是我们不拼爹，而这种颠倒历史的过程中，艺术家成为了他们最好的伙伴，用温情脉脉的面纱，个人奋斗的叙事，优雅与美的装点，成功者不可以质疑的光环，去彻底把真实的血淋淋的吃人的历史颠倒了过来。

毕竟办大事还是需要搞艺术的。地主阶级的发家史与先富阶级有非常类似的特点，所以洗白地主阶级就成为了出卖良心的文化精英们不约而同选择的路线。首先地主阶级与先富集团同属于剥削阶级，正如上文所述，他们的发家史都是血淋淋的，历史上的地主阶级靠的是垄断土地资源，通过地租押典苛捐杂税与高利贷把佃户死锁在饥饿线上。他们的勤劳从不体现在锄头上，而是体现在鞭子和算盘上。而当代所谓的先富集团某些资本原始积累者也并非白手起家，他们要的依靠权力寻租，要么通过压榨劳动力，投机房地产，垄断资源渠道，积聚财富，剥削本质如出一辙。在这种相似性下，那些致富故事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包装纸，把地主塑造成懂经营、讲感情、有头脑的贤者，其实就是在告诉观众，你看人家先富是有道理的，你穷因为你不努力，进而掩盖了阶级之间深刻的对立性，抹去了贫者如何被压榨被剥削的真相。其次他们共同的套路是通过温情脉脉的个体去消解残酷对立的阶级，仿佛有几个有道德、有素质，对工人和佃户好的资本家和地主存在，那剥削阶级的系统性体制性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

这正是当下对剥削阶级温和面孔的文化投喂逻辑，有几个网红企业家讲几句“我们也不容易”，有几个老板春节送个红包，有几个首富声称穿布鞋坐经济舱，“资本剥削”这4个字就成了挑事。温情是一种强大的遮蔽工具，它让制度问题变成了性格差异，让结构性压迫变成了个人选择。这类影视剧表面上讲人性，骨子里讲的是任命，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剧集的推手往往不是普通的创作团队，而是话语权集中资本背景雄厚的制作公司与主流平台权威媒体，他们所倚重的编剧、导演、评论、话语群体也大多来自知识中产，甚至是新士大夫阶层，天生与土地无缘，却在用田园乡愁消费历史记忆，实现他们为自己招募的最终目的。他们靠讲故事的技巧，包装剥削者把审美当遮羞布，把剧本当阶级软化剂，他们不是没读过史料，而是不愿意让观众记住：有一代人真的是在被地租逼得卖儿藏母的泥水里活过来的，他们怕无产阶级又找回前辈的们智慧。文化精英之所以担当掮客是因为他们正在为现实中的新士大夫集团鸣锣开，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芳芳，当年出版过一部抹黑涂改的小说《软埋》文章的主旨无非就是地主是好人，土改是冤枉好人，土改队来了，世外桃源被破坏了，从头到尾散发着一种封建老僵尸的恶臭。《软埋》一经出版就有无数人捧臭脚，除了财新网、腾讯、网易等媒体，甚至包括人民网，可见当时流毒之深远。

于是在主流文化中，阶级这个概念本身正在被一点挤出公共语境，不再谈阶级意味着不再讨论社会结构问题，不再追问谁掌握了生产资料，不再对不平等和剥削做系统性解释。于是压迫成了个别现象，穷人成了失败者，富人则变成能力者。删掉阶级这个词，这正是当下为先富集团建立合法性神话的文化逻辑——他们不是靠体制漏洞和阶层继承爬上去的，而是各有不易，也是人子，只是比你更努力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再讲群众运动，不能讲阶级斗争，不能讲组织与团结，只能讲个人奋斗，讲原谅与理解，讲老祖宗的规矩和奋斗者的辛苦。你不能再骂整个剥削阶级，只能骂几个坏人，不能再动集体的脑筋，只能搞自我成长的心理建设。而这才是最危险的失语症：当阶级退出，语言剥削就更容易潜入生活，当历史被温情解构，现实的压迫就更容易被接受，最终容易轻信的善良的人民群众就这样被扭曲了记忆，就像写这篇文章绝对会有已经被PUA到深入骨髓的精神资本家们拍案而起：仇富思想，你行你上，极端发言，刁民，反贼！这我并不怪他们，因为长久以来的记忆修改与历史粉饰已经改变了相当多数人的记忆与意识，改写历史的两根柱子已经完成了。想要让颠倒的历史在正过来，恐怕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

讲了历史背景和理论知识，再来看看最近很火的《生万物》，它本质上不过是旧社会版的《繁花》，农村服化道版的《小时代》，《生万物》这部电视剧打着农村现实主义土地情感史的旗号，实则在拍一场披着青砖绿瓦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民国偶像剧，全剧最被宣传的高光人物是地主宁学祥，编导专门给他加了一场戏，冬日清晨老宁弯着腰抢粪，还得跟狗抢。这一镜头想传达什么？地主不是靠盘剥，是靠自己一身臭汗发家致富属于又苦又勤的好人。这就好比把黄世仁拍成会纳鞋底的好财主，完全颠倒黑白，真实的民国山东是什么样？山东省档案馆1932年佃农契约上白纸黑字写着“佃农每年需叩拜行礼，遇天灾仍交全租，违者逐出”。莒南县当年地主人口不到7%，却掌握了将近8成土地，地租能高达5~9成，很多佃户一年到头只剩下半口粮，更别说借一斗还三斗的高利贷。可在这剧里地主不仅勤劳抢粪，还开仓放粮，灾年舍粟救人，一下子从剥削者变成本地活菩萨。这一剧情设计简直离谱！真实的历史中地主屯粮哄抬，佃户卖儿卖女，交租都是常态。现在倒好，一顿艺术加工，让地主成了人民靠山。

隔壁河南也差不多，我在讲少林寺问题的时候就说过，少林寺自古以来都是嵩山地区的大地主集团，以下引用皮定均将军回忆录《铁流千里》的原文：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恶霸和富农手里，这里的封建统治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着农民，经济上剥削着农民，并且在人格上肉体上侮辱着农民，有的地区的地主恶霸居然还保持着中世纪残无人道的初夜权。少林寺的和尚也拥有大量土地，周围几十里内的农民大多是他们的佃户，有些所谓6根清净的和尚竟公开要挟佃户说有闺女的种水浇地，有好媳妇的种好地，有烂媳妇的种烂地，没有女人的开荒地。少林寺佃户的闺女没人家愿娶小伙子，没有人家愿嫁，家家都有一篇惨痛的血泪史。说起初夜权这个问题，距离另一个令人愤怒的细节就是对女性压迫的美化。原著中银子是被地主强行霸占的侍妾，原文说是10根地瓜干一夜的性奴，地瓜干就是他的口粮。可到了剧里，他成了一个会翻白眼的小辣椒，说话冲脾气大，要价高，还能靠自己嫁入大户人家实现阶级跃升。现实中1920年代的农村女性在租地契约上写的是“以女抵押”。河北的档案记载：抵租价为30银元——不如一头牛。他们的命运不是靠婚姻逆袭，而是靠土地革命彻底解放。剧里却把女性的解放拍成嫁得好，把压迫拍成有性张力的爱情，这不是创作自由，是对历史的羞辱。

还有我一直引用的《苏南土地改革文献》，解放初进行土地改革时，对苏南5个县，江宁、江阴、宜兴、常熟、吴江进行了调查，这5个县83个乡（83可能仅为参加调查的乡数）的2149户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主要罪恶的地主人数为425人，对这些有主要罪恶的地主杀害的人数总共为五百四十二人，被地主强奸的妇女人数为153人被地主烧毁房屋的人数为376人，被地主霸占田地的人数为1929人。松江朱行乡地主薛士元一人杀害了14条人命，常熟地主赵培之杀害了59条人命，吴县永安乡迂里村总共216户中有108户做过监牢。根据常熟大义区11个乡的调查统计被逼至死的有1042人，家破人亡的有25户，吃官司的931人，送掉卖掉和烧死溺死小孩的1245户。吴江震泽区坐过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423人，致死的105人，出卖子女的41人，被霸占土地3223亩，房屋2295间，妇女47人，以当今而论，间或爆出的高效性侵丑闻，整个社交网络都会为之愤慨，在旧社会仅苏南5个县就有100多妇女被强奸，近50名妇女被霸占，那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现在衣食富足的年轻人很难去想象，所以《生万物》中温情脉脉的杨幂一家是对女性悲惨历史的彻底反动，编剧最得意的桥段之一是宁学祥临终献地。病榻前他叹口气，把几十年压在佃户头上的地契递给了组织，亲情流转人物升华，观众哭了，可历史冷笑了。

鲁南地区1946年到1947年间，地主武装还乡团制造了247起血案，农会干部被活埋，农民骨头烧成灰。你让真正参加土改的老农看到地主主动献地，他们大概只会说一句“哪有这等好事”！献地不是地主觉悟，是斗争结果，这就涉及到了全剧罪恶臭、最反动的内容——劳动人民的丑化。佃户不是被压迫者，而是愚昧粗暴，心术不正的代言人。封腻味被改成恶霸回村放火杀人，农会被拍成乌合之众，造反不是为减租，而是为泄私愤。群众的愤怒变成了性格问题，斗争变成了闹事。更讽刺的是真正想站起来的农民要么被写死，要么写疯，要么成了地主家的感化对象。银子的叛逆被当成刁，雕秀的反抗被化成脾气，所有劳动者一旦不顺从“温情叙事”就被安排出局。整个剧本像在说地主虽然有错，但农民不配有恨。这不是讲人性复杂，是在借性格掩盖压迫，用失控的农民抹黑正义的斗争，压迫者流泪上镜，被压迫者只能出丑，衬托他们的形象。而剧中农会连夜解散是因为不得人心，减租抗税的群众运动在镜头里成了几个人的小打小闹，真实的1926年，仅鲁南就有几十万农会会员斗争激烈的让国民党都不敢硬碰。你现在把他们拍成瞎折腾，让地主出场当和事佬，等于把整段农民运动史都当废纸揉了扔掉。最荒唐的是观众真被感动了。短视频平台的二创播放量千万，评论弹幕里都是地主多好，土改太狠了，历史被篡改。篡改历史的不是课本，而是这类电视剧它让地主流泪，替你感动，让佃户跪地从不入镜，它让观众共情强者，却把弱者当做被命推着走的背景板。艺术当然可以塑造人物的复杂，但不能洗白制度的罪责，可以拍人情冷暖，但不能忘记谁吃肉谁挨打。《生万物》不是再现农村史，它是在为剥削者也有温度的偷换概念站台，当地主接过店铺地上的地契时，镜头定格在他颤抖的手上，说这是表演的高光。但真正的高光不在他手，而在那张本该撕碎的地契上，那张地契压过无数农民的腰，也写着一个时代的命，你要拍历史可以抒情，但要是只会让地主抹泪，让佃户沉默，那你就不是在讲故事，你是在翻案。

我们不是要苛责一部电视剧拍的不够100%还原，也不是否定艺术创作的自由。问题在于当越来越多的历史剧开始集体遗忘贫者的苦难，掩盖剥削的本质，柔化阶级的对立，并以人性复杂之名把压迫者写成悲剧英雄时，这种温情叙事本身就不再是自由表达，而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它让强者继续无名地统治，让剥削继续合法的美化。今天你在屏幕上看到一个勤俭开明的好地主，明天你就更容易接受一个只穿布鞋，一天生活费50元的好老板，今天你被感动于地主献地的镜头，明天你可能就会觉得工人要求加班费有点过激了，老板也不容易。文化叙事一旦沦为为既得利益者洗地的工具，它就不再是讲故事的艺术，而是制造遗忘的工业。我想引用一段尤瓦尔 赫拉利的话：“现代历史最严重的罪行不仅源于仇恨和贪婪，还源于无知和冷漠。美丽迷人的英国淑女虽然从未去过非洲或加勒比海，但通过购买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就让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获得了资金。接着淑女在下午4点左右喝着下午茶加入雪白的方糖，让茶更为香甜，但这些方糖产自环境如地狱般的奴隶庄园，而他当然对此一无所知。”

今天我们正在重新酝酿这种无知与冷漠，只不过不是用糖，而是用虚假的影像，不是用鞭子，而是用美化的滤镜。当屏幕上的地主落泪，观众席的弹幕动容，真正的历史却在镜头外哑口无言，这才是最危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