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匠之门
法常《柿子图》现在看来都很当代,八大、齐白石也画柿,差不多全以法常的《柿子图》当粉本。法常画《柿子图》,柿子头上分明是王字、玉字或工字?所谓以书入画,笔笔写出。
徐渭看到过法常的画。
法常是南宋时的出家人,他画过《老子图》《观音图》《老松八哥图》。南宋院体画人是看不上法常的,他们视法常的画为野狐禅,后来的美术史也很少提及这个出家人。故宫博物院仅藏《写生蔬果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有《花果翎毛图》,法常的画几乎都留在日本了。
然而法常在世时不是没有读者的。南宋时,来中国学佛的日本僧人就开始留意法常的画,偶尔,他们以物易物或者直接用银两买进,把法常的画带到日本去。法常是僧侣,那时的僧侣大多不太看好钱,因此法常的画价也不会贵。日本出版的《南画》载,一个僧侣拿一包砂糖换法常罗汉图。一包砂糖值几个钱?
法常的画传到日本后,影响了日本后来兴起的“南画”派,有些“南画”人,一生靠临摹法常的画过日子,其中即有长古川。日本人把法常的画捧作“国宝”时,法常应该会听到这个消息的,尽管南宋的主流绘画把法常拒之以门外,法常通过另外一个渠道得到了安慰。
法常去后约三百年,到了明中期,徐渭出世。徐渭首先是个旷世奇才,于诗于史于书于戏曲于美食,徐渭样样入流。徐渭时,法常的画不像现在很稀缺。明书载,徐渭是“越中十子”,后中举,为浙闽总督做幕僚,曾入胡宗宪幕府,一切疏计,皆出其手。前朝官宦,有识有产,人人诗书。徐渭伴随左右,应该见过大世面,那时哪里有画册,习画摹范靠真本,徐渭看看法常的画应该不为难。
存世的徐渭画,由笔意、章法看,法常给了他明晰的启示。
徐渭是大才,有诗书为其根,他在稍稍理性的状态下画出了《徐天池山水人物册》(民国珂罗版,吴昌硕签并序),据徐渭跋,此册客居其侄寓处绘,一册十开,放收自如,为徐渭画中之妙品。
徐渭画敢抒放,缘于他的天资和功底。
美术史经常举例徐渭的《墨葡萄》,我以为墨葡萄是沾了那几句题跋的光,许多史论家往往以《墨葡萄》题跋的诗文来说文学概念的事,缺乏思考的画人便以为徐渭的墨葡萄画得牛。我个人看,恰恰是徐渭的《墨葡萄》,误导清以后的花鸟画渐次颓败。清晚期,有一个客居海上的画人又误将徐渭的疏野失控拣起当作薪火传到20世纪初一这个人便是吴昌硕。
吴昌硕和郑板桥差不多,他们都做过清政府的县干部,吴昌硕只当了一个月的县令就罢官去画画了。吴昌硕三十岁,求教同在海上的任伯年,任看过吴昌硕画,拍案叫好。吴昌硕写过石鼓文,写石鼓重蛮力,尽管任伯年画画能力强,可他的书法还差一口气,因而任伯年为吴昌硕叫好也不新鲜。
吴昌硕一贯被以为是大写意与老辣之代表。说老辣,也误导了许多画画人,谢赫“六法”说用笔,没有老辣这一类,钱选、孙艾、李公麟、赵佶、范宽、吴道子,用笔都不属老辣派。包括齐璜齐白石,只要是拿老辣来画的画一般都很空洞。
后来的日本人称吴昌硕为“唐之后第一人”。我怀疑后来的日本人也退化了。老辣、大写意,听起来像童话,却是被搞得如乱麻。果真有“大写意”,我觉得齐白石的《他日相呼》、八大的《河上花图卷》、徐渭的《山水人物册》、法常的《芙蓉图》、苏轼的《枯木竹石图》、米芾的《珊瑚笔架图》、梁楷的《李白行吟图》算是“大写意”的典范。
当下人画“大写意”,更多的时候像开玩笑,明白人都不太会当真的。抒放一路画,必得天地人之气,人是本。放必能收,怎么收,便由人为之。“大写意”之后,有人又提出“超大写意”来,这些市井说辞已经耽误了很多人。画人不内求,光在观念上来回绕,终究是一无事成的。
无论大写意小写意,老辣不老辣,全都是皮相理,人本的力量不具备,怎么折腾,到头看都是一场空。
《大匠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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