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仕强 刘君政

中华民族的学问，说起来只有一门，那就是“道学”。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把人类所有的学问，用“一阴一阳之谓道”来总括，应无遗憾。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则在明辨可说的“非常道”与不可说的“常道”，也合乎“一阴一阳”的组合。诸子百家的学说，莫非相反而相成，相背而相生，说的都是“非常道”，所以只能成为一家之言，不能成为“常道”。

可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固然有其好处，却也造成各行其是，分割得支离破碎，徒然把“通”的变成“不通”的。必须透过正本清源来重新“沟通”，才有可能由“专”返“通”。

我们由“行道”而“明道”，在实践中“悟道”。早在“道”字出现之前，尧帝选择继承人，便公开要大家推荐。他并不挑选地方势力强大的领袖，也不看上财富惊人的金主，反而接受以孝闻名的舜。尧帝先把自己的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又让他处理政事，结果都有很好的成绩。经过三年的考察，才决定由舜来摄政，代理共主的职务。这种“天下为公”的大道，一直受到无比的尊崇。尧舜走出中华道统的开端，以后的禹、汤、文、武、周、孔、老……凡是中华儿女崇拜的伟大人物，无一不是得道高人，尊奉道统。

老子和孔子，都在弘扬易道。孔子有教无类，以“中人”为对象，《论语》成为炎黄子孙人人必读的家常便饭。老子以“上士”为对象，不在乎“下士闻道”那种“大笑之”的反应，明知“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也要把标准提得很高，把“道”当作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本体论。

孔、老两家，正如老子所说“同出而异名”，看起来各有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阐明易道。因为“道”只有一个，不可能有两个，否则宇宙就会分裂。道为“一”，即为“常道”;但是道是动的，可以千变万化，所以道又是“多”，成为“非常道”。西方为“一元论”“多元论”争得面红耳赤，我们却能轻松愉快地用“一之多元论”来加以化解，这才得以生生不息。

合起来是“一”，散出去为“多”，有部分西方人做学问，是一步一步逐渐摸索、推演而得，必须大胆求新求变，才能持续向前推进。因此“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成为个人提出创见的正当理由。凡事力求创新、突破，同时对“知识产权”十分重视。由于近两百年来科技突飞猛进，以致“创新改变世界”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几乎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普世价值。中华儿女的学问，则与西方完全相反。我们是伏羲氏一画开天，便把人类所有的学问，全部都“一”统起来了!孔子提示“一以贯之”，老子明言“抱一以为天下式”，使我们知道“一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一”。诸子百家，都在说明各自对于“一”的研究心得，如此而已。所有的学问，都从“一”(就是道、太极，宇宙万物的共同元素、本体)发展出来。我们并没有西方那些“一”与“多”的争论，自古以来，便是秉持着“一而二，二而一”的“一之多元论”,统合一切主张，一视同仁。我们重视“师承”，讲求“道脉”，形成“道统”，因而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西方文化不连续，主要原因在于不重视根本，说变就变。后来更是变本加厉，认为新的一定比旧的好，于是盲目求新求变，以致不但忘本，甚至无可避免地流于乱变。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科技威胁、环境污染、气候异常、人伦沦丧、道德败坏，无一不是乱变的恶果，后果已经愈来愈严重，也愈来愈可怕!

中华文化重视饮水思源、不忘本。因此说“新”的时候，必须和“旧”联结在一起。温故知新、继旧开新，这才合乎“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则，不致有所偏而导致失道、叛道，或使生生不息的循环无法持续下去。同时，也能适当防止“喜新厌旧”的恶习，维持家庭和谐、婚姻稳定、社会安宁，使我们的人生更有价值。

晚近以来，我们受到西方的影响，似乎已经把“新”当成“进化”的同义词，断定一切旧的都不如新的。现代中国人，只知宇宙在变、时代在流，却忘了《易经》所说的“变中有常”，而流中也必然有住。一味讲求创新，认定新的一定比旧的好，便是抓住易的“变易”，漏掉了易的“不易”，完全不符合“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精神。

“创新改变世界”，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结果:一是愈改变愈糟，人类愈不幸:一是愈改变愈好,人类愈幸福。

同样是创新，有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也有经不起时代考验的。大家若是稍微关心周遭的变化，便会心中有数，原来经得起考验的并不多，而不久后便遭到淘汰的竟占了大多数。如此我们就能明白:变来变去，代表不够好;如果真的好，何必要变来变去?可惜这样简单的道理，现代人却没能好好把握住，是不是忘本的表现呢?《易经》启示我们持“经”达“变”，必须要有原则地应变，千万不能没有原则地胡乱加以改变!两句话合在一起，便是“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代人居然不敢如此主张，这岂不是“学术杀人”的明证?如此一来，我们又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生活法则不可变，生活方式当然可以变。凡事必须先分辨其“可变”与“不可变”，然后才“持经达变”。务求变得更好，才有资格叫作“日新又新”，否则便是不负责任的求新求变。对于原本就善变的中华民族而言，“求新求变”往往容易导致“乱变”的恶果，最好更加慎重，以免后患无穷。

时至今日，种种求新求变的乱象，已经到处显现，只是大家愈来愈忘本，奉行西方“眼见为凭”的主张，只相信看得见的，不相信看不见的，以致无法阴阳兼顾并重，不能自觉，也无法明辨。现代中华民族警觉性低、应变力差，同化力也大不如前，令人十分担忧。倘若不能及早改变现有的心态，势必愈来愈偏离正道，走入偏道、邪道、小道，那时候才想研究易学，不但为时已晚，而且愈加不可能有效了!

西方人不明白“变中有常”的道理，以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治标而难以治本。他们的著作，通常维持三到五年，便要推出新的主张。所以西方出版品，必须注明出版年份，三五年，最多十年，就需要改版甚至于被淘汰。而我们的书籍，愈古老愈有精读的价值。几千年来，举凡《论语》《道德经》《易经》《黄帝内经》《三字经》，都可以让人一读再读，终生受用。因为每隔一段时间重读，即有新的体会、新的领悟。当自己有所成长后，就更加能够深入古书的字里行间，看出以前所看不出的玄妙。然而现代出版界，受到西方商业化的影响，居然竞相推出新书，同时将出版年份稍久的书籍全部下架，实在是不知中西学问的根本差异所做出来的可笑行径。我们常说“商业化”迟早吃掉“中华文化”，可惜大家依然不甚了解，着实令人担忧!

我们当然需要“商业”，但是“商业化”不是好主意;就好像我们需要“工业”，却不应该“工业化”，以致留下很多遗毒，久久难以清除。《易经》贲卦 (此是卦的符号)，明白告诉我们“人性是本质，文明是现象”。卦象刚柔相杂，象征以“文”化成天下，只有“文”才能“化”。我们很早就发展农业，但是始终没有提出“农业化”的主张，因为我们知道农业是不能化的，只有“文”才能化。英国人致力于工业化，美国人醉心于商业化，而我们这些炎黄子孙，竟然把圣贤的交代抛诸脑后，盲目地追随西方的脚步，大搞工业化与商业化，却严重地轻忽了自己的文化，这证明我们已经本末倒置、轻重不分，似乎原有十分坚强的同化力，如今已经薄弱得无法与西方文明相互交流了!

我们这一次以“易经真的很容易”为系列丛书名，尝试把《易经》做出“人人都看得懂”的解说，便是基于这种危机感才“自讨苦吃”、不自量力而为之。然而，我们在“自讨苦吃”的同时，也是抱持着“自得其乐”的心情。因为一天到晚把《易经》说得难、难、难，对易学的发扬只有障碍，而缺乏了激励的动力。何况“看它容易，果然就很容易”这不是心想事成，符合“心易”的法则吗?但愿读者在看完本书后，能够不吝多加赐教，至为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