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此文章写作时间2003年

不知不觉将进人不惑之年的我，竟成了一名“画家”，自己常自问：“我怎么成了画家？”街坊邻里的婶子大娘更是难解，这不怪他们。

余自幼与画无缘，远三代祖上农民世家，近三代更是如故，地道的农民，就连每个月能挣几十元工资的工人也没有出过，何况“画家”？余少年厌倦读书，虽不算调皮孩子，却也常常被教师罚站于教室外，故学习就越学越差，幸运的是每次考试从没考过倒数第一名，因为倒数第一那位同学是我少年的好友，也不便与他争这个第一。

不管咋说，十四岁那年算混了张中学文凭，就回家务农了，干地里活这事就更不愿意做了，常挨奶奶的笤帚屹塔，说我怕干活，并骂道：“懒蛋，怕干活，以后连个媳妇也难找。”奶奶天天骂，骂烦了，我就不愿听，又不想让她老人家生气，就拿了四叔卖菜子的钱进城里去美术班学画画去了，心想：只要不干农活，别说画画，就是让去当科学家我也去。就这样，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画画这条“绝路”上，一沾上画画这事，人就堕落，除了画画，还是画画，啥都不想干，再热的天，画画就不热，再冷的天，画画就不冷。

更让邻里大叔大娘不解的是：画画也能养家糊口，虽说此小子“不务正业”，倒也没饿死。奇怪的是画竟越卖越贵，一幅画一千，两千，碰上个内行人就会更多，我是个爱钱的人，钱当然越多越好，常常暗自庆幸。当年白居易大诗人竟有怕长安米贵之惧心，今有老连嫌京城肉腻而感叹叹。真是改革盛世，竟让我个北飘一族也吃得白白胖胖，也有同道者羡慕得破口大骂：“他画的也叫画，真是有辱风雅，岂能登大雅之堂。”骂的也好，余画即不能登大雅之堂，登上大俗之草屋不也快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