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周期律的内在原因

1945 年，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向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一个深刻问题：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常呈现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的状态，如何才能跳出这一历史周期律？在中国历史上，历史周期律仿佛是难以逃脱的宿命，二十四史中，每隔两百年、一百年甚至几十年，就会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进而改朝换代，且每次变革都伴随着惨烈战争与大规模人口减少。

西汉时期，中国人口已达六千万，可历经三国乱世改朝换代后，人口锐减至不到两千万，据《三国志》和《晋书》记载，甚至可能不足一千万，人口损失比例高达 60% 乃至 80%。曹操在诗中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的描述，虽有夸张成分，却也真实反映出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人们热衷于三国这类乱世故事，多是将自己代入枭雄角色，可对普通百姓而言，乱世中生命如草芥，正如古语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也如鲁迅先生所描述的 “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年代”。

为何如此惨烈的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反复上演？中国向来有 “以史为鉴” 的传统，对历史经验总结颇丰，可仍难逃 “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二十四次掉进同一个坑里的故事” 的说法。有人将其归咎于文化缺陷，或是秦朝开始主导中国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制度，进而产生历史自卑感，甚至崇拜西方文明，只因欧洲历史上类似问题并不突出。古罗马延续一千五百年，欧洲基本没有因改朝换代导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剧烈人口减少，人口增长平稳。英国一千多年历史仅处死过查理一世，且事后民众很快后悔，迎回其儿子；法国大革命虽惨烈，送上断头台的人数不足一万七千，却已让整个欧洲震惊，而这在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中，不过是史书上一笔带过的小事。

但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周期律并非源于文明落后，而是文明 “早熟”—— 这片土地开发过早。孟子在《寡人之于国也》中提及，统治者在百姓受灾时调粮救灾并非真正对百姓好，真正的好是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即轻徭薄赋，让百姓安居乐业，从根源上避免饥荒。儒家倡导 “仁”，可通过《盐铁论》中桑弘羊与儒生的辩论可知，儒家思想存在迂腐之处，它以静态视角看待动态社会。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是中国民众几千年来的理想生活，在古代无农药、无化肥的粮食产量条件下，三十亩地是一大家子过上体面生活的最低要求，看似只要统治者施行仁政便能实现，可这种生活状态却难以持续。即便统治者施行仁政，也无法解决核心问题：古代粮食产量固定，土地能养活的人口有限，而人口增长却是指数级的，且古代缺乏节育技术与计划生育措施。以一个家庭为例，拥有三十亩地时生活舒适，传给三个儿子，每家仅得十亩，温饱都成问题；再到孙子辈，每家只剩三亩地，百姓无饭可吃便会逃荒，流民增多就会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历史周期律随之而来。

即便有 “万年不遇的好皇上”，爱民如子，甚至不惜自己住茅草屋、吃粗粮，也无法解决人地矛盾与人口指数级增长的问题，最多只能缓解或延后矛盾爆发。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下，解决这一问题的 “终极方式” 只有改朝换代 —— 通过大规模农民起义与战争消耗一半以上人口，人口减少后，土地相对充足，剩余百姓有地可耕、有饭可吃，新王朝随之建立，开启新的盛世，随后又进入下一个循环。可见，在工业革命前，无论实行何种制度，这一历史周期律都无法避免，与文化关联不大。

欧洲之所以能跳出这一规律，并非其传统文化更优秀，而是土地开发晚、规模小，未曾面临中国这般严重的人地矛盾。春秋战国时期，希腊文明兴起，但希腊只是欧洲边陲弹丸之地，英、德、法、意等大部分地区仍是未开发的莽荒之地；汉朝时，罗马崛起仅开发了南欧，西欧、北欧等地仍是原始森林，法国也仅开发了南部一小块；宋朝时西欧开始开发，人口增长，明朝时欧洲土地开发殆尽，人地矛盾显现，若按此趋势，欧洲也将陷入与中国类似的历史周期律，只是会晚一千年。

但欧洲运气极佳，在人地矛盾凸显的关键节点，大航海时代误打误撞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移民成为解决人地矛盾的终极方案。中国古代百姓无饭吃时，只剩饿死或造反两条路，而欧洲穷人可前往新大陆。美国独立时人口仅两百多万，二战结束时已达 1.5 亿，增长五十多倍，且近 90% 人口是欧洲白人移民，此外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南非等多地可供欧洲人移民。

试想，若中国古代也有类似条件，历史周期律或可避免。比如春秋时期中华文明在关中平原崛起，其余大部分土地未开发；汉朝开发至河南；宋朝扩张到长江流域，人口过剩时可开垦新土地；明朝开发至岭南，人地矛盾出现时，若郑和下西洋发现美洲、澳大利亚等新大陆，百姓无饭吃时可移民前往，古代社会人地矛盾便能从根本上解决，大规模农民起义与历史周期律也会随之消失。

黑格尔曾说 “中国古代没有历史，只有往复循环的王朝更替”，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因此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与文化，也不应盲目仰望西方传统。中国古代的困境，源于文明早熟、土地开发过早，且地理条件限制了文明发展，黑格尔不理解这种处境，是因为欧洲从未面临过类似难题。若中国古代拥有欧洲那样的环境与机遇，中华文明必然能达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