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和被盗的详细经过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离北京。此时的敦煌，破落不堪，人烟稀少，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守在这里。这个王道士原本是一个军卒，后来当了道士。尽管王道士信奉道教，但对玄奘却顶礼膜拜。他到敦煌后，被官府派遣负责看守佛教的洞窟。谁也想不到，这个瘦小而固执的道士，竟然发现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秘密。

寺庙前停放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行李车 图为20世纪初，敦煌县城的寺庙前停放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行李车。斯坦因是英国考古探险家，第一个从莫高窟道士王圆箓手中攫取了宝藏。此行是他两次攫取宝藏的行程之一。

对于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有几个版本的故事，其中，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抄经人的发现。1900年5月，敦煌天气十分炎热。一天，一位姓杨的抄经人为躲避炎热，就将抄经的桌子搬进了凉爽的洞窟内，这就是第16号洞窟。第16号窟是一个僧人修建的，僧人去世后，他的弟子为他塑了一尊像，塑像放置在一个壁画前面，壁画上饰有精美的图案，其中有一棵菩提树。据说，因为姓杨的抄经人喜欢吸旱烟，在抄经的时候就常常吸着烟提神，那个时候点旱烟用的是一种草秆，草秆用过之后插进墙缝里留着下次再用。就在26号这天，这个抄经人像往常一样把草秆插进墙里，不过，他突然发现，长长的草秆竟然一下子全部插进去了。于是，他用手敲敲墙壁，发现里面是空的。王道士闻讯后，连忙赶来，两人一起揭开墙皮，一个用土块封砌的小门出现在他们眼前，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在这座仅仅3平方米的小石室里，堆放着数万卷极为珍贵的各代经书，上千幅精美的图画，内容除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大量地方文献，如数学、地理、历史、政治、贸易、哲学、军事、民族、民俗、音乐、舞蹈、文学、语言、音韵、名籍、账册、函状、表启、类书、书法、医学、兽医、工艺、体育、水利、翻译、曲艺、占卜书等，广泛反映了中古社会的106|天上人间 敦煌艺术各个方面，是研究中古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

王道士是一个道士，但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尽管他并不太懂藏经洞里的文物，却隐约感到有些不一般。因此，他就请了很多当地乡绅富豪参观，不过还是没有人能说出个所以然。王道士赶往敦煌县城，找到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藏经洞的两卷经文，但这位知县并不识货，王道士无奈返回。时隔3年之后，敦煌县的新任县令汪宗翰得知此事，便命王道士取一些来看，看过后，他觉得这并非一般的经卷，应该是古代的文物，但是他也并未特别加以注意，只是让王道士封存了藏经洞，自己拿了一些经卷当作礼品，在官场上结交权贵，其中有一幅宋代的水月观音像和两卷经书被甘肃学台叶昌炽得到。叶昌炽对古物有很深的研究，他看后，觉得这是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连忙筹划将这些珍宝全部运到兰州保存，可是由于当时国库空虚，再加上官场腐败，根本无法筹集五六千两银子的运送费，只好下令敦煌县官员，把这些文物原地封存，王道士奉知县之命再次封闭了藏经洞。

敦煌古籍：民国时期在敦煌发现的古籍。民国时期，很多敦煌古籍流失散落，不知所踪。

盗宝者

尽管藏经洞被王道士用泥块封闭了，但敦煌莫高窟存有无价之宝的消息却不胫而走。这对那些在晚清时期逗留在中国，希望在这里获得某种利益的外国“探险家”们无疑是极大的诱惑，于是，他们打着考察的幌子闻讯而来。第一个来到敦煌的外国人名叫斯坦因，他原本是匈牙利人，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斯坦因对东方文化非常感兴趣，也很有研究。他是个典型的盗掠者，在去敦煌之前，他就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在新疆等地进行了三次“考察”，掠走了许多文物。

藏经洞发现文物的消息一传到他的耳朵，他就立刻带着翻译前往敦煌。1907年，他到达敦煌。刚一开始，王道士对他还很戒备，没有答应斯坦因进入藏经洞的请求。狡诈的斯坦因没有死心，他在莫高窟支起帐篷，准备长期停留在这里。他装作对藏经洞文物不感兴趣，并开始考察石窟，拍摄壁画和塑像的照片，将交涉的事情交给翻译蒋孝琬来办。

很快，斯坦因找到了办法，他得知王道士最崇拜玄奘，就对王道士说他最崇拜玄奘法师，他就是在玄奘精神的鼓舞下一路沿着玄奘走过的道路来到敦煌的，他要把唐僧取来的经文再送回印度。为了进一步得到王道士的信任，他还把自己打扮成虔诚的佛教徒。在斯坦因百般劝诱并拿出一些白银后，王道士终于心动了。他重新打开了藏经洞，让这个盗宝者进入了里面。斯坦因看到满室的经卷，顿时惊呆了。为了不被人发现，他和翻译蒋孝琬在夜间进入了藏经洞，在里面大肆掠夺。

在连续盗宝7个晚上之后，他们慌慌张张地将24箱敦煌写本近万卷的经卷、5大箱约500幅绢画和丝织品运走了。为了能将这些文物带走，斯坦因一共雇了40多头骆驼。1914年，斯坦因又和王道士达成秘密协议，王道士又拿出了私藏下来的几百卷写本，卖给了斯坦因，使斯坦因又得到了整整4大箱的写本文书，再加上斯坦因在当地收购所得，一共约5大箱600余卷。这些被斯坦因盗窃的经卷，一部分留在印度，但大部分运回英国，现存于大英博物馆。

斯坦因的掠夺引来了其他的盗宝者。1908年2月，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来到敦煌。与斯坦因不同，他是位汉学家，流利的汉语很快就博得了王道士的好感，在得到王道士的同意后，他进人藏经洞，在这里，他看到了令人惊叹的宝藏。在此后的3个星期中，伯希和在藏经洞中，借助昏暗的烛光，以每天翻检1000卷的速度，疯狂地进行挑选，他把这些经卷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的文献，其标准是:一是要标有年代的，二是要普通大藏经之外的各种文献，三是要汉文之外的各种民族文字材料。这堆写本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得到的。另外一堆则是价值不高的经卷，如果难以带出太多，这些就可以舍弃。在连续不停工作了3个星期之后，他以600两白银的代价骗走了精品中的6600卷经卷，200余幅绢画，20余件木雕，还有若干丝织品，共计10000余件。

尽管在数量上少于斯坦因，但他所挑选的经卷画作大多是精品，因而其文化价值有过之而无不及。伯希和将这些珍宝装满了10辆车运回法国，现存在巴黎国民图书馆内。在前往敦煌盗宝的外国人中，最为野蛮和无耻的是美国人华尔纳。

1924年，他率领哈佛大学考古队来到敦煌时，藏经洞已是空空如也。华尔纳在送给王道士一些礼物后，就径直进入洞窟，以拙劣而粗野的方式疯狂地盗取壁画，他用特制的胶布，把涂有黏着剂的胶布片粘在壁画表层，逐一剥落了莫高窟第335、321、329、323、320窟等窟的唐代壁画精品26块。由于这种方法不科学且十分简单，导致壁画受到严重摧残，而他在敦煌盗割剥离的壁画因保护技术的失败，也完全成为碎片，给敦煌的文物造成了不可复原的损失。次年，当他打着与中国的大学合作的幌子再次来到敦煌，企图把敦煌全部壁画盗走时，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对，王道士在百姓的谴责下，也不得不阻止这位强盗令人发指的行为。当地民众组织了一队人专门监视考察团的行动，在严密的监视下，考察团不得不草草结束考察活动离开敦煌。

从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到1924年，敦煌洞窟中所遗留的珍宝遭到了毁灭性的损毁和失散。为了弥补损失，清政府学部在1909年拨付库银6000两，令敦煌县交出剩余的经书，并让甘肃布政使何彦升押运送京，交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然而，对官府失去信任的王道士在衙门差人到来之前，在剩下的写本中挑选出较好的转移收藏起来。因此，在那些官员们到来之前，敦煌洞窟中的完整经本已经所剩无几了。即便是这样，这些衙门的老爷们仍没有加以重视，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把藏经洞文献收拾干净。在送押的途中，由于保护不善，又遗失或者被偷盗了一些。更为可气的是，这些劫后余生的写本被运进京城之后，押运官何彦升为中饱私囊，把这些经卷直接拉回家，和自己的亲友李盛铎、刘廷琛等人从中挑选上好的写本据为己有，最后才将剩余的 9000多卷经书交给学部。这些历经劫难的剩余写本被京师图书馆收藏，成为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主要部分。

何彦升所藏的经卷后来被卖给了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李家的藏品一部分被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现在被收藏在台北)，其他的大部分被转售给日本人了。王道士藏起来的那些写本，一部分后来送给了斯坦因，还有一部分在1911年至1912年间被日本大谷探险队的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买走，总数也有数百卷。大谷探险队的成员没有经过考古学的训练，从他们在新疆盗掘古墓的行径来看，他们也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得到敦煌写本后，没有进行科学的保护，既没有进行编目，也没有马上放入博物馆保存，以致后来流散各地，有些甚至不知所终。

最后一个来藏经洞盗宝的是俄国的奥登堡，他是沙皇时期的佛学家，在1914年至1915年间，率领俄国考察队来敦煌活动。他们测绘了莫高窟 400多个窟的平面图，拍摄了不少照片。他们到达敦煌时，藏经洞已经空空如也了，但他们并不死心，于是在藏经洞里大肆挖掘，结果也有不少收获，虽然多是碎片，但总数10000件的数量已经使他们欣喜若狂了。奥登堡将这些残碎写本带回了俄国，现在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彼得格勒分所。时至今日，敦煌文物大部分都还流散在英、法、日、俄、美等国的公私收藏中，存留于国内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1910年，傅宝书将8697件写本从敦煌带到北京，这批遗书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收藏的主体部分。后经政府调拨、社会捐赠、本馆采购，迄今为止总数目约16000件左右。

作为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敦煌所遭受的损毁是无法估量的，这座世界闻名的巨大宝库，如今已经变得异常贫瘠，以至于有外国人说: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外国。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则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诚如斯言。

陈寅恪(1890~1969年)，字鹤寿，江西修水人，当代国学大师。主治中国中古民族文化史和唐史，博通多种语言文字,对宗教史、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敦煌学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独到精湛的研究，被誉为“教授之中的教授”。

图片为王圆箓道士：20 世纪初，王圆箓道士是敦煌莫高窟下寺道观的住持。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在莫高窟第288洞窟的甬道中，发现“藏经洞”，洞内文物有写本、刻本与刺绣作品等，共计4万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