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冬月十三，李秀英的堂哥做媒，在离他家不远的兴隆场看人、定亲。李家一共来了四个人，张家只有我一个人。我们在兴隆饭馆吃了点儿东西，就把亲事定下来。第二天，秀英和她母亲就来到我家看家。她们俩在我家耍了两天，双方都没有意见。过了几天，李家跟我约定在腊月二十六结婚。

从看人到结婚只有一个多月，这是媒人的主意。他知道我家庭成分不好，怕时间久了事情有变。当时，我二十六岁，秀英十八岁。她看中我会修收音机，不管其他方面好不好都愿意嫁给我。李家在三甲，我家在四甲，中间隔着三十多里路，还要翻过一座山。腊月二十六那天，我找了生产队的陈富贵帮我抬铺盖。那时候，如果女方家庭条件好，置办的嫁妆就多;如果条件比较差，嫁妆就少，甚至没有。李家虽然很困难，但也给秀英准备了一顶麻布帐子、一床铺盖和一口箱子。陈富贵挑着帐子、铺盖和箱子，还有其他添箱的镜子、水瓶。送亲的有秀英的兄弟、老表、表嫂、媒人等十多人，大家一起欢欢喜喜地往我家走。

快到我家时，全家人都出来迎接，鞭炮也响起来，热闹得很。我的三个姐姐都来了，没其他外客。李家和张家的亲客先后入席，我和秀英就挨着敬酒。当时的乡下，看不到有人拜天地，也没见哪一家请过吹拉弹唱的乐队。第二天，我和李家的送亲客一起去他们家，这叫转面'。吃过午饭，我和秀英就回辽叶河沟了。接下来，扯结婚证遇上了麻烦。我们俩到公社去了几次，公社的乔文书都打我的夹夹。他对秀英说:“你一个贫下中农为啥要嫁给一个地主子女?”秀英答:“地主子女就不准结婚了吗?”好说歹说，乔文书就是不给扯结婚证，我们差点儿和他吵起来。公社搞治安的干部张高全正好路过，看见我们吵闹，就过来问情况。他对乔文书说:“把结婚证扯给他们，他们都跑了好几次了。”乔文书这才答应，我和秀英都很感激张高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