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如山：于芝番先生与高锐的世纪情缘

作者  左士茂

2020年，我有幸拜访了时年95岁的于翠英老人，她是教育家于芝番先生的女儿。老人深情回忆，父亲毕生心血，几乎倾注于学生高锐一身。

高锐七岁被接到于先生身边启蒙，直至十八岁奔赴延安。于先生视如己出，悉心照料其衣食住行，更以“为国育才”为念，呕心沥血，日夜调教。少年高锐个性鲜明，聪颖却也顽皮，曾因教师批评，竟偷偷刺破其自行车胎泄愤。正是于先生以极大的耐心与智慧，循循善诱，才逐渐引导他明理守矩，步入正轨。四年私塾，高锐学业精进，师生情同父子。于先生力排众议，破格推荐他跳级进入莱阳县立第二小学。面对校方对其学业基础的质疑，先生立下军令状：“若半学期后不能名列前茅，甘愿退回！”高锐不负厚望，次学期即拔得头筹。于先生因此被县教育署誉为“教书育人的伯乐，慧眼识才的楷模”，高锐亦如明珠般在学子中崭露锋芒。（高锐求学期间的珍贵试卷，一直由恩师珍藏，直至文革浩劫才不幸散佚。）

1935年，高锐考入莱阳简易乡村师范，带着恩师的殷殷期望勤奋苦读。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烽火燃遍神州。深受进步思想感召的高锐，决心投身革命洪流。他秘密与恩师商议去路，坦言欲往延安“红大”（即后来的陕北公学、抗大前身），却苦于路途凶险，需一纸转学证明作掩护。深明大义的于先生，深知此去关山万里、凶险莫测，却毅然支持弟子的爱国志向。他凭借声望，设法开具了证明。

同年深秋（约11月），高锐携鲁奇、张凯、姜林东、曲常川四位志同道合的同窗，衣衫褴褛地来到水沟头与于先生诀别。先生见五人形容寒酸，恐难穿越日伪与国民党的重重关卡，当即破釜沉舟：找到保长作保，赊账为五人赶制新衣、组装自行车，备足盘缠。他亲自护送，扮作便衣，直至即墨方依依惜别。五人历尽艰险抵达延安，踏上革命征途。而为偿还这笔巨额债务，于先生归家后忍痛变卖三间房屋与二亩良田。此举亦使他遭日伪通缉，被迫辗转藏匿。后在中共地下党协助下，于先生携子女于文扑、于翠英前往海阳（时称“东海”）受训，加入革命队伍。

1939年秋，东海独立团在海阳召开“世界反法西斯抗战动员大会”，许世友主持，高锐亦在与会之列。于先生满心期盼重逢，却因时局紧张，高锐会后匆匆离去，咫尺天涯，徒留先生心中五味杂陈。

1937年一别，师生音讯隔绝八载。直至1945年夏末秋初，解放平（度）西、昌（邑）南战役前夕，于先生多方打探，得知前线有位姓高的莱阳籍指挥员，疑是高锐。战云密布，亲友皆劝其莫往，先生却执意孤身犯险：“生死不明，杳无音信，我不亲见，怎能心安？”终于，在战火点燃前，师生得以相见。据于翠英回忆，其父清晨抵达驻地，勤务兵通报后，先生在外苦候至深夜方得入内。久别重逢，千言万语。交谈间，于先生提及一件棘手家事：其妹于芝花，因高锐母亲感念先生深恩，执意包办婚姻，已作为“未婚儿媳”接入高家多年，静候高锐归家完婚。先生虽极力反对未果。高锐闻之愕然，深怨母亲糊涂。开明的于先生深知此婚约已难维系，主动承诺归家后即告知高母“高锐已婚”之实，并劝说妹妹解除婚约，力保妥善解决。师生畅谈彻夜。临别，高锐赠恩师一张抗大毕业照留念。翌日清晨，由勤务兵护送先生至安全地带。

然而，归家后事态陡转。高母坚信“父母之命”，拒不接受儿子已婚事实，定要名正言迎娶于芝花。于芝花亦感委屈，以死相胁讨要说法。于先生调解无果，求助于高氏族长与村保长亦难平息。究其根源，乃因高母坚信儿子早年未曾明确反对此婚约，自己为守诺言接人入门，如今儿子“背信弃约”，令她在村中颜面尽失。最终，高母携于芝花亲赴部队寻子，观念冲突导致矛盾激化，母子反目。经部队首长调解，高锐正式解除婚约。高母与于芝花悻悻而归。此事后，师生情谊亦蒙上阴影，联系中断。高锐自1937年离乡投身革命，直至2016年逝世，再未踏上故土，响水沟村成为其心底深处永久的记忆。

1963年，灾荒之年，生计维艰。于先生因开荒与大队干部争执受处分，身心俱损，病卧床榻。弥留之际，思念高锐之情愈切，嘱子于文扑写信欲见最后一面。然数封信件皆因地址不详退回。亲友劝其通过政府寻人求助，先生却于病榻上正色道：“高锐成才报国，已偿我平生所愿。当年资助，权当为中国革命尽一份薄力。我去后，任何人不得以此旧事烦扰于他，否则我死不瞑目！”同年九月九日，一代宗师于芝番先生在冥冥呼唤着“高玉麟”（高锐原名）的名字中，抱憾离世。

先生身后，其子女孙辈虽历经坎坷，始终恪守遗训，未曾以旧恩旧债相扰。于芝番先生，这位倾尽家财、为国育才的师者，其“爱才如命，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已成为响水沟村乃至后世教育子孙的一座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