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爱情打着友谊的旗号,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正义凛然。当志愿军467部队一分队的胡应龙通过书信与战友介绍的小学女教师何杏菊联系,自我介绍程序是家庭成分、工作履历、党员关系然后才到个人兴趣。第一次约会的讨论话题关于“今后友谊的发展和巩固”,第17封信终于互相去掉了同志称谓,第21封信惴惴不安的男人委婉表白,措辞是“向组织上提出关于我们的事情”。

第34封,男人追问她信上“一个幼稚的她的心似乎已经献给他了”中他和她究竟指谁,还撒娇让女人不许回避。而通信10个月后,深陷爱情的男人总算在第45封信表达:让我鼓起勇气告诉你,亲爱的,我已经深深爱上你了;请相信我一个革命军人、一个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

60年代,政治强行介入爱情的表达方式，“一等姑娘嫁军人,二等姑娘嫁工人”成为主流爱情观。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心上人开口是《毛主席语录》,出手是《毛主席诗词》,允许夹带的私货最多是在扉页上落一句积极向上的祝词。

20世纪70年代,当爱情随着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小河边、打谷场、苞米地,爱情是冲破围栏的你侬我侬。但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回城的知青,多年后回头想想村里的小芳,爱情的缅怀只能是“谢谢你给我的爱,伴我度过那个年代”的冠冕堂皇。

终于,挺进了理想主义的20世纪80年代,爱情跟随政治、经济开展深刻反思,女作家张洁以第一人称写作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掷地有声,宣告了婚姻必以爱情为基础,否则注定痛苦。

1982年,当23岁的文学女青年爱英给她崇拜的杂志编辑欧老师写信,在一番“读完你推荐的《金粉世家》,自觉不及《红楼梦》”“你批评琼瑶的小说庸俗,我却认为它细腻优美”的文学交流之后,她初表情意:“我还是决心像你希望的那样,多看世界名著。我想,这样就能离你近一些吧。”

这名自觉配不上文字工作者的护士以朴素的语言表示爱情决心:“亲戚朋友的压力大得让我喘不过气来。在我看来,你33岁不重要,你离过婚有一个儿子也不重要,只要让我感到值得。”23年后,当他们的女儿在床下木箱翻出这些泛黄纸张:“我的眼泪哗哗落下来。

1982年的妈妈和我如此相像,天真、敏感,对感情过于执著。”20世纪90年代,爱情是从港台传过来的流行歌曲,语言表达不再“爱你在心口难开”,而是“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是“我和你吻别”,是“爱要说,爱要做……不要反反复复想得太多”。

互联网时代的新世纪,想得更少,做得更多,表达越来越直接,表白越来越随便。一颗爱心、一张红唇、一朵玫瑰的表情符号,就取代了语言的丰富之美。终于,约会变成约炮,爱情片成为动作片,等发觉还有真爱,用尽搜索引擎,秀遍各国语言,表达的不过还是三个字:“我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