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金瓶梅里的性爱描写？

作者 刘宝

《金瓶梅》作为中国古典世情小说的巅峰之作，其性爱描写长期以来是文学研究与社会讨论的焦点。看待这一问题，需跳出 “色情” 的单一标签，结合作品的时代背景、文学功能与思想内核进行多维解读，方能触及文本的深层价值。

一、性爱描写是明代社会现实的 “镜像”

《金瓶梅》诞生于明代中后期，此时商品经济兴起，市民阶层壮大，程朱理学的 “存天理灭人欲” 思想受到冲击，社会对 “欲望” 的态度呈现复杂的松动。作品中的性爱描写，本质上是对这一时代特征的文学映射：

暴露官场与阶层的腐朽：西门庆作为商人与官僚的复合体，其纵欲行为与他的权力、财富紧密绑定 —— 通过性的占有巩固社会关系（如与李瓶儿、孟玉楼的结合伴随财富吞并），通过性的放纵彰显特权（如对家中仆妇的欺凌）。这些描写撕开了封建礼教虚伪的面纱，揭示出权力阶层 “礼崩乐坏” 的真实状态：表面标榜道德，实则以欲望为驱动力进行利益交换。

反映市民阶层的生存逻辑：书中不仅写贵族与官僚的纵欲，也写底层人物（如王婆、郓哥）对性与利益的算计（王婆为西门庆设计勾引潘金莲，核心是 “贪财”）。这种对不同阶层 “欲望” 的全景式书写，打破了传统文学对 “人性” 的理想化塑造，还原了明代市民社会 “利益至上” 的生存现实。

二、性爱描写是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的 “工具”

《金瓶梅》的性爱描写从未脱离人物与情节孤立存在，而是服务于 “以欲写罪，以罪写灭” 的核心主题 —— 通过欲望的失控，展现人性的异化与毁灭。

刻画人物的精神内核：西门庆的纵欲并非单纯的生理需求，而是对 “权力与财富永恒” 的偏执追求。他通过性的征服欲确认自我价值，最终在无休止的欲望中油尽灯枯，其结局暗合 “天道轮回” 的警示。而潘金莲、李瓶儿等女性的性表现，也折射出封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潘金莲以性为武器反抗压迫却沦为欲望的奴隶，李瓶儿在性与情感中寻求寄托却终成牺牲品。这些描写让人物跳出 “善恶二元论”，成为复杂的 “圆形人物”。

推动情节的隐喻性发展：书中的性爱场景往往与 “死亡”“衰败” 伴随。例如西门庆与潘金莲的纵欲常以药物、暴力为背景，暗示欲望的破坏性；李瓶儿怀孕后与西门庆的性事，最终导致胎儿夭折与自身死亡，隐喻 “欲望对生命延续的反噬”。这种 “性与毁灭” 的关联，强化了作品 “纵欲必亡” 的劝诫意味。

三、区分 “文学描写” 与 “色情宣泄” 的本质差异

《金瓶梅》的性爱描写常被误解为 “色情”，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

色情作品的核心是 “挑逗感官”，其描写脱离人物与情节，以满足低俗欲望为目的；而《金瓶梅》的性爱描写始终服务于 “社会批判” 与 “人性解剖”，每一处场景都指向对封建制度、道德虚伪的讽刺。例如王婆教唆西门庆勾引潘金莲时，用 “潘驴邓小闲” 总结男性吸引女性的条件，表面谈性，实则揭露了当时社会 “以财色衡量关系” 的功利主义。

语言的审美性与批判性：作品对性爱场景的描写虽直白，却充满隐喻与反讽。如用 “狂风骤雨”“残花败柳” 等意象形容性行为，既符合人物身份（西门庆的粗鄙、潘金莲的怨毒），又暗示欲望的狂暴与短暂。这种 “以俗写雅” 的笔法，将市民语言与文学隐喻结合，展现了明代白话小说的成熟。

四、历史争议与现代价值：从 “禁书” 到 “经典” 的再认识

《金瓶梅》因性爱描写长期被列为 “禁书”，但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其价值逐渐被重新发现：

开创世情小说传统：它摆脱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历史叙事与英雄传奇，首次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欲望，为《红楼梦》的 “家庭叙事” 与 “人性深度” 提供了范本。

现代性的思想萌芽：作品对 “欲望与人性” 的探讨具有超前性 —— 它不否定欲望的合理性，却警示 “欲望失控的危险”，这种对 “人性复杂性” 的认知，与现代社会对 “个体与伦理” 的思考形成呼应。

结语：在历史语境中理解文本的 “复杂性”

看待《金瓶梅》的性爱描写，需避免两种极端：既不能因道德偏见否定其文学价值，也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夸大其 “解放意义”。它的价值恰恰在于：以最直白的方式撕开了封建社会的 “遮羞布”，让我们看到欲望如何在权力、金钱、礼教的交织中扭曲人性，最终指向 “人如何驾驭欲望而非被欲望吞噬” 的永恒命题。正如学者夏志清所言：“《金瓶梅》是一部愤怒的书，一部绝望的书，它的‘淫’，是对整个社会‘淫乱’的控诉。”

这种将 “私人欲望” 与 “公共伦理”“社会结构” 深度绑定的书写，使其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一部剖析人性与社会的 “永恒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