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诗坛，星光万古，而最耀眼的两颗星辰，终归是李白与杜甫。世人千年口诵，惯以“李杜”并称，视之为盛唐双绝，浑然一体。可最早为二人做出体系化高下辨析、诗史定位的，并非唐人当世，也非后世宋儒，而是中唐诗人元稹。
元稹一篇《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字字沉实，句句衡史。他未曾见过杜甫，却遍览杜诗全集，以一代文宗的眼光，第一次剖开了李白与杜甫诗法、格局、境界的根本不同。读懂元稹这段评述，才算真正读懂：何为太白之天才，何为子美之大成。
杜甫一生颠沛，半生漂泊湘江蜀道，半生亲历乱世疮痍。身前诗名虽盛，却并未被推为“古今诗宗”。盛唐世人爱李白的飘逸狂放，爱其把酒问天、袖揽山河的仙气，却往往轻看杜甫沉郁厚重的写实诗章。直至大历之后，世道由盛转衰，浮华落尽，世人方才从杜诗的血泪笔墨里，读懂乱世人间的重量。
四十三年沧海流转，杜甫殁于湘江孤舟，寒门无资归葬，孙儿杜嗣业跋涉千里、乞食迁骸，求当世文宗元稹为祖父作铭。
正是这一篇墓志铭，彻底改写了杜甫的诗史地位。
元稹立论，绝非文人虚誉、客套吹捧。作为与白居易共开新乐府的一代大家，他一生主张诗载世事、文存苍生，而遍观六朝至盛唐万千诗人，唯有杜甫，穷尽笔墨记录时代、包罗万象、贯通古今。
元稹评杜，字字至高：“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
自《诗经》《离骚》而下，历代诗人各有所长：有人擅风骨，有人擅清丽，有人擅音律，有人擅写景。唯独杜甫，集千年诗法之大成，无体不备、无妙不臻。古体、近体、长篇、短章、叙事、抒情、咏史、悯民，前人所有的诗歌长处，皆汇聚于杜甫一身。是以元稹敢下千古断语：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世人多以为此言贬李白，实则元稹从未否定太白天才。
他坦然承认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落笔洒脱天然，描摹物象灵动绝尘，乐府歌行冠绝盛唐，足以与杜甫并肩而立。元稹深知，李白是天授奇才，随心落笔便是山河风月，是盛唐气韵最极致的化身。
但二人境界的鸿沟，正在于此：李白得天，杜甫得人；李白凭天才纵横，杜甫以法度立世。
元稹一语道破核心：若论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千言铺叙、格律精工、词气沉雄、纪实载道，李白始终未能触及藩篱。
李白的诗，是天人之境。
他跳出人间烟火，不困于世事浮沉，不囿于人生疾苦。人生失意便“天生我材必有用”，前路迷茫便“长风破浪会有时”。他的笔墨，是酒、是月、是山河、是仙气，是盛唐最昂扬、最浪漫的理想。读李白，读的是天地辽阔，是精神自由，是凡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天才风骨。
杜甫的诗，是人世之境。
他把自己揉进乱世苍生里，把流离、饥寒、战乱、民苦，一字一句刻进诗卷。幼子饿死的悲恸、山河破碎的苍凉、百姓流离的凄苦、家国未安的忧患，尽数凝于笔端。他没有李白的超然洒脱，只有普通人的悲悯与坚守。他不写云端仙语，只写人间百态；不求一己逍遥，唯念万家安乐。
李白的高，是天赋的极致，可遇不可求，千年唯有一太白。
杜甫的大，是人力的极致，集千古文法，担万世道义，为诗史立宗，为后世立法。
这便是元稹立论的深意：天才易得，大成难得；仙气可羡，人心最重。
盛唐尚风华，故而世人尊李白；后世重文脉、重风骨、重担当，故而千古尊杜甫。
正因元稹这篇碑论，世人终于看清：李杜从无绝对高下，只是境界殊途。
后来韩愈作《调张籍》，直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力破后人褒贬之争，确立李杜并重的千古定论。太白与子美，一仙一圣，一天一民，一纵逸一沉郁，共同撑起了唐诗的万丈高峰。
千年之后再读元稹铭文，我们读懂的不止是李杜诗法的差异，更是两种人生、两种境界的终极格局：
李白以诗渡己，超然物外，成就盛唐浪漫之极；
杜甫以诗渡世，心怀苍生，成就中华诗道之宗。
双峰并峙，各绝千古，这便是大唐诗歌，留给华夏文明最圆满、最不朽的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