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发现，让一度被西方学者否认的商朝成为确凿的历史，为商代研究留下了第一手珍贵史料。但作为中国史载第一个王朝的夏朝，却因至今未发现自证文字，始终被部分学者质疑，更令人困惑的是，推翻夏朝的商朝，其甲骨卜辞中竟从未出现 “夏朝” 二字。这一困扰学界百年的谜团，最终因清华大学破译一批战国竹简得以解开，而答案就藏在甲骨文中一个反复出现的神秘词汇里。
甲骨文自 1899 年被晚清官员王懿荣意外发现后，累计出土数量已超十五万片，经百年研究，已确认的四千五百多个单字中，有一千五百个被成功释读，这些占卜卜辞不仅印证了商朝的存在，更勾勒出商代的社会生活图景。但令人费解的是，作为商汤所灭的前朝，夏朝在甲骨文中却无任何直接记载。针对这一谜团，学界曾有两种主流猜测：一是甲骨文的性质并非史书，而是商王用于占卜吉凶的卜辞，不记载灭亡已久的夏朝本就合乎情理；二是甲骨文尚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未被释读，关于夏朝的记载或许藏在其中，当下盖棺定论为时过早。
就在学者们争论不休时，甲骨文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词汇引起了广泛关注 ——“西邑”。卜辞中曾多次出现 “贞与西邑”“西邑害贞”“以四告与西邑” 等记载，结合商周时期的文字语境，“邑” 有两层核心含义，一是指代国家，如商朝自称为 “大邑商”，孟子也曾称周朝为 “大邑周”；二是代指都城与臣属，《诗经》中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便是此意。由此可见，商王曾频繁为 “西邑” 举行祭祀，甚至为防止 “西邑” 的神灵作祟而专门开展燎祭，显然这个 “西邑” 与商朝有着极深的恩怨纠葛。但奇怪的是，甲骨文中并无任何商朝与 “西邑” 的军事、商贸往来记载，“西邑” 仅出现在祭祀卜辞中，这让它成为了甲骨文中又一个难解的谜题。
这个谜题的答案，直到 2008 年一批战国竹简的出现才终于浮出水面。当年 6 月，境外文物市场出现了一批疑似内地盗掘流出的战国竹简，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李学勤得知后，当即建议校方花重金购入，他直言，这批竹简若是真品，便是连司马迁都未曾见过的珍贵典籍。同年 7 月，清华大学通过校友捐赠的方式，将两千三百八十八枚战国竹简收入囊中，经十余年的整理、释读与碳十四鉴定，确认这批竹简为战国晚期的楚国简牍，在秦朝建立前被埋入地下，得以躲过焚书坑儒的浩劫。这批被称作 “清华简” 的珍贵文物中，不仅有失传千年的周文王遗言《保训》，更发现了记载商朝开国元勋伊尹事迹的《尹诰》与《尹至》两篇文献，而夏朝的谜团，正藏在这两篇简文中。
《尹诰》中记载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以念天之败西邑夏”，《尹至》则明确记载伊尹辅佐商汤，“从西边进攻西邑，灭亡了夏”。“西邑夏” 的记载，恰好与甲骨文中的 “西邑”、商朝自称的 “大邑商” 形成对应，一个跨越千年的答案就此清晰：甲骨文中反复出现的 “西邑”，并非无名之地，而是商朝人对夏朝的专属称呼。商汤灭夏时，夏朝尚且存在，因此直接称其为 “西邑夏”；而殷墟甲骨文是商王盘庚迁都之后的产物，此时夏朝已灭亡数百年，其都城早已湮没于战火，商后人便以 “西邑” 代指夏朝，这便是甲骨文中不见 “夏朝”，却屡现 “西邑” 的根本原因。
这一发现不仅解开了甲骨文的百年谜团，更让学界对夏商的称谓体系有了新的认知。事实上，“夏朝” 这一称呼，并非夏人自称，而是后世的追称，这与古代政权的称谓惯例一脉相承：曹魏称刘备政权为 “蜀”，东吴称其为 “西”，而蜀汉自身却始终自称 “大汉”。夏人既不会自称 “夏”，更不会称自己为 “西邑”，结合文献记载与文字考证，夏人应有其专属的自称，据相关研究推测为 “文夏”，取 “昭明其事，文德教命” 之意，彰显夏代以文德教化天下的治国理念。
清华简破译 “西邑夏” 的发现，并非孤证，其记载的内容与《礼记》《伪古文尚书》等传世文献相互印证，更与甲骨文中的 “西邑” 卜辞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佐证了夏朝的真实存在。此前因未发现夏朝自证文字、甲骨文中无 “夏” 字记载而产生的质疑，也因这一发现迎刃而解。殷墟卜辞并非没有记载夏朝，只是以 “西邑” 的代称隐藏在千百年的文字迷雾中，而清华简的出现，恰如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夏代历史的大门，让这一中国最早的王朝，在文献与考古的双重印证下，变得愈发清晰。
从甲骨文的发现到清华简的破译，中国的上古史研究始终在文物的佐证中不断推进。夏朝的谜团虽解，但关于夏代的文字、都城、社会生活等诸多问题，仍有待更多考古发现与文献研究去探索。但可以确定的是，夏王朝并非神话传说，而是真实存在于中华大地上的文明阶段，它与商、周共同构筑了早期华夏文明的根基，而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物，仍在默默诉说着千百年前的华夏往事，等待着后人去发现、去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