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来与道教创立-两汉官方推崇的儒学以阴阳谶纬之说释经

两汉官方推崇的儒学以阴阳谶纬之说释经,已包含浓厚的神学成分。但因先秦原始儒家人文传统的制约,两汉儒学毕竟没有成为宗教。总之,中国“敬天法祖”的传统宗教有教而无学,儒学有学而无教，二者又相对分离,于是,专制帝国对宗教神学的渴求只得另觅补充。这便是外来宗教的引入和本土宗教的创立。

丝绸之路的开辟,导致南亚佛教的东传。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前565一前485)约与孔子同时,原为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太子,他不满于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又对人世生、老、病、死诸种苦恼深感不安,遂出家修行,领悟到苦、集、灭、道“四谛”,以及“十二因缘”,终于觉悟成道,信徒尊称其为“释迦牟尼”(释迦族的圣人)或“佛”(觉悟者),他所建立的宗教便称佛教。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前273一前232在位)立佛教为国教，并派遣传教师到中亚、西亚传播佛教,使之扩展为一种世界宗教。佛教向外传播有北传和南传两个路向。南传以小乘佛教为主,北传以大乘佛教为主。秦汉之际,佛教开始在中亚各国流行。

公元前2年,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臣伊存首次将浮屠(佛)经传人中国,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那里听到对佛经的讲解。但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在公元67年,即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明帝派蔡、秦景到印度访求佛法,从大月氏带来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明帝令其在洛阳建白马寺,翻译佛教典籍。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故称中国佛教“祖庭”。

佛教宣扬慈悲普度、善恶报应、轮回转世,认为只要依法修行,便能脱离苦海,进入“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这一切颇能满足人们的终极关怀,故在中国迅速流传。东汉末,徐州造大佛寺,佛堂能纳三千人,僧众多达五千人户,足见其发展规模。东汉间,佛经翻译日多,形成“安译”和“支译”两系列。安译指安息(波斯)人安世高系所译的小乘佛经;支译指大月氏人支娄迦谶系所译的大乘佛经。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自然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东汉时主要是与黄老道结合,当时社会流传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把佛教说成是老子西行后创立的。汉桓帝刘志(132-167)还在宫中设浮屠黄老之祠,拼合佛道。佛与黄老结合,是中国人试图使佛教中国化的开端性努力。

与佛教传入大体同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创建。道教的渊源有三:(一)古代的鬼魂崇拜;(二)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尤其是庄子抒写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仙说;(三)秦汉的黄老道。道教成为一个有教义、教主、经典、组织的人为宗教,时在东汉。顺帝年间(126一144),宫崇到洛阳投献据称是他老师于吉所著《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此即《太平经》,后来成为道教主要经典。大约同期,张陵学道于鹤鸣山,据《太平经》造作道书二十四篇,自称出于太上老君口授,并参酌巴蜀少数民族的信仰,创立道教。因人道须交纳五斗米,称“五斗米道”,教人悔过奉道,又以符水咒语治病。教徒尊张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

东汉末,张角(?一184)、张梁(?-184)兄弟倡“大公平”,立“太平道”,为民间道教一派,是汉末黄巾起义的组织者。道教的基本信仰--“道”,被释作宇宙本原,是“灵而有性”的“神异之物”。这是对《老子》五千言讲的“道”所作的宗教阐发。道教尊奉的“三清”,便是“道”的人格化。道教修行的终极目标是“得道成仙”,使人返本还原,与道合一,成为灵魂常在、肉体永生的神仙。长生久视,全性葆真,却又不放弃人生享乐,是道教的一大特色。道教对中华文明有多侧面影响,其炼丹术积累丰富的化学知识,其长生术中的吐纳导引对医学颇有进益;此外,对文学艺术乃至民俗,道教都提供一种底蕴。故鲁迅说:“中国文化根底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