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钱币
“钱币”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钱币泛指一切专门制造发行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主要有金属铸币和纸币，还包括厌胜钱、供养钱等。但贝、龟、珠、玉、石、骨、蛙、皮，以及牲畜、粮食、布帛等不是专门制造发行的所谓自然物商品货币，一般不属于钱币的范畴。狭义的钱币仅指作为货币主体的金属铸币，现代钱币学界一般持这种看法。在《诗经·周颂》中，“钱”原指一种农具;在《国语·周语下》记载中，可以看出周景王要铸的“大钱”应该指的是铲形布币，到后来才引申出一般货币的含义。“币”在先秦原指用作礼物的帛，即“币帛”;或引申为礼物资财的通称，如“皮币”“珪币”等。但《国语·周语下》所载周景王时单穆公所说的“币”也应指货币。“钱币”连称且指代货币，始于《汉书·食货志》“议更钱币以澹用”。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钱币”使用范围很广，几乎可以看作“货币”的代称。
从时间上来说，中国古代钱币至少始于商代金属铸贝的出现，结束于清末光绪时铜铸方孔圆钱被机制圆钱代替。中国货币起源于商代之前使用的货贝等自然货币，至于光绪以后方孔圆钱的出现，只不过是中国古代钱币的子遗罢了。
遥远的起点:贝与朋
要想了解中国的货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最早的钱币是什么样子的，钱币史的起源等问题。那我们必须回到遥远的古代去。那个时代给人们留下的文字资料和文物资料都太少了，以致人们只能看到它的模糊影像。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了解:钱币一或称货币-是交换和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所以，要追寻中国钱币史的起点，要弄清中国最早的“钱币”是什么模样，就必须先了解一下我国早期交换和贸易的发展情况。
商代的金属铸贝
“市”是古代进行交换和贸易的场所，一般把古代进行贸易交换的地点称为“市”并且在古籍中多有记载。《易·系辞》上说:“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世本》说:“祝融作市。”《尸子》记载:尧时“宫中三市，而尧鹑居粝米菜粥。”这些记载说明我国早在夏商周以前就有“市”了。又有古籍讲舜曾亲自经商，死后葬于“南已之市”。这些记载的可信度和准确性难以确认。原因是这些古籍记载都是数百年以后春秋战国甚至汉代人所记述的，而如今并没有发现用当时文字(关于记录在陶器上的符号是不是文字则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记录的文献。不过也不能完全否认这些文献，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有确凿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尧舜禹时代存在初步的贸易交换。于是可以把探寻的脚步伸向遥远的货币是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但并不是随着交换和贸易的产生而产生的。“市”的存在为货币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即确定了货币产生的最早时期。但是只知道“市”的出现时期，还不能断定货币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要知道货币产生的时间，最便捷的办法还是先找到最初的货币。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是用铜制成的(包括布币、刀币等)，据此可以推想在铜币产生之前，交换物可能是铜块(《盐铁论·错币》)。再往前追根溯源，祖先可能把贝当作货币。
根据文献记载，人们推想最早的货币是贝。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提到夏朝曾使用“龟贝”作货币。另一西汉人桓宽则在《盐铁论·错币》中记载:“教与俗改，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后世或金钱刀布。”文学家扬雄也讲:“古者宝龟而货贝，后世君子易之以金币。”晋朝人郭璞则说:“先民有作，龟贝为货;贵以文彩，贾(价)以大小。”他认为“先民”使用贝币，贝币的价值取决于贝的“文彩”，这种见解十分独到，但不知是否有根据。另外人们还注意到，中国字中凡与钱财有关的，往往包含“贝”字部，如财、货、贮、赏、赐、债、贸、贪、贫(买、卖、宝的繁体字中也包含“贝”)等，这说明在汉字最初产生时，人们在观念上已把“贝”与钱财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人们认为贝是最早的货币，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有考古实物。在河南仰韶村、山西芮城等史前(新时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人们已经发现了贝。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文化遗址被认为是夏代或稍早于夏代的历史遗存，考古学家在这一遗址内发现了天然贝和用骨头、石头制作的贝。在河南陕县七里铺、郑州上街等夏代历史遗存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仿贝。发现贝数量最多的是商代历史遗址，如郑州白家庄的一个商代早期墓葬中，发掘出460多个海贝。在河南安阳被推测是殷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葬中竞发掘出7000枚海贝。这些考古实物说明贝很早就被广泛地使用。一般认为贝最早可能只是用作装饰品，成为交换货币是后来的事。
在清末云南地区出土的贝，成为早期先民将贝作为交换货币的距离我们最早的凭证。这不但见诸记载，而且为老人所亲眼目睹。我们虽然不能据此武断地讲我们的祖先一定使用贝作货币，但这一事实毕竟说明古人以贝为币具有极大可能性人们猜测贝是最早的货币也合情合理。通过资料得知，夏朝以前用以进行贸易和交换的“市”已经形成。并且考古资料表明，夏代的民间贸易已初具规模。例如在前面提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人们发掘出绿松石串珠及各种玉饰。安阳殷墟周围的商代墓葬中，也发掘出龟甲、鲸鱼骨、玉饰等这些物品兴产于我国的西部和东部的边远地区，后来由于交换和贸易，才出现在产地之外。从考古发掘中得知，夏代我国已经进人青铜器时代，手工业发展水平提高，这势必要促使交换和贸易进一步发展。
从考古发掘看，贝在当时是一种重要的装饰品，还可能用来辟邪，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它又可分(单个)可合(联成串)，若在交换和贸易中作为媒介，有便于携带、计价、坚固耐久等优点。
综上所看，贝作为最早的货币是很有道理的，除中国之外，世界上有一些国家，比如印度在古代也曾用贝作为货币。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祖先作为货币的贝是一种叫作齿贝的贝，它有亮丽的花纹，明亮的色泽，形象极具观赏价值，因此才可以为人所重视，当作饰品挂在脖子上古代贝作为货币，但并不是以单个贝为计量单位。贝作为货币虽然较早，但其被普遍应用则是在商代和周代前期。通行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曾多次提到“贝”，其中“贝”常被当作君主赏赐下属的物件。
金文、甲骨文文献中记载贝，大约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讲若干贝，另种则讲贝若干“朋”。刻于西周前期文物青铜器“遽伯哀彝”上的铭文记载遽何哀“用贝十朋又三(四)朋”。这段文字不但表明贝在西周时已成为货币，而且说明朋是贝的计量单位。对“朋”的记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始于金文，甲骨文，在先秦文献中也有零星记载。如《诗经·菁菁者我》中写道“既见君子，赐我百朋”。那么朋是怎样的单位?朋和贝怎么换算呢?“朋”和“贝”是怎么换算的呢?根据记载，汉代有两种说法:一为一朋等于二枚贝;一为一朋等于五枚贝。后人对这两种说法颇为怀疑，因为从金文“朋”字的几种不同写法可以推断:一、一朋所包含的贝数应当是双数的，所以说一朋是五贝不妥;二、一朋似包含两串贝，每串的数目应不止一个，所以说一朋为二贝也不准确。
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凭借自己对古代文物的研究，认为每朋为十贝。后来的考古证明此种说法是准确的，亦有人从青铜器铭文中推算出一朋为十校贝。郭沫若曾写诗赞扬王国维:“宝贝三堆难计数，十贝为朋不模糊。”今天的人们一般只知道，“朋”的引申义即“朋友”，其本意基本(即最早的货币单位)被淡忘了。
最早的金属钱币是铜吗？
我们知道了中国最早的“钱”是贝，那后来的金属货币又是起源于何时呢?
对此《史记·平准书》有如下一段记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金)，或白(银)，或赤(铜);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管子·山权数》则记，夏禹“以历山之金铸币”，商汤“以庄山之金铸币”。《竹书纪年》也记商汤在位的第二十一年曾“铸金币”另外，《逸周书·克殷解》《六韬》《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等古籍上都记述，周武王灭掉商朝进人其都城段时，曾“振(一作“散”)鹿台之钱(一作“金钱”)”。这些古籍的作者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朝代，但都在书中写到金属铸币在夏商时期已经发现，但可信度有待考证。《史记》中记载。夏代不仅有金银，亦发现了钱，这一记述遭人怀疑。所以不能推定夏商时期是否有金属铸币的存在。
关于古代灾年铸币的说法在先秦时期典籍中常有记载，如《国语·周语》记周大夫单旗说:“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指铸币)，权轻重，以振救民。”而《管子·山权数》记，夏禹在位时因五年水灾，便组织人们“以历山之金铸币”，所铸的金币分发给因没有饭吃而把子女卖了的贫苦人家，帮助他们赎回子女。由于商汤在位时一连七年旱灾，“汤以庄山之金铸币”，为的是帮助别人。
《竹书纪年》载:“殷商成汤二十一年大旱，铸金币。”《周礼·司市》中也讲:“国凶荒、札(札，指瘟疫流行)丧，则市无征而作布(按指布币)。”《盐铁论·力耕》也有类似的记述。从历史典籍看，灾年铸币在先秦至汉代时期十分流行有人认为帝王在灾年铸币，为的是用这些钱币与别国交换粮食，即用手工业产品来弥补农业生产的损失。
中国从夏朝就已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从后来出土的夏代文物可以看出此时所铸造的青铜器十分精美。商代是我国青铜器的鼎盛时期，著名的司母戊方鼎，重675千克，做工精细、雄伟壮观，达到极高的工艺水平。在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不仅有礼器、饮食用具、武器，还有数量可观的工具，如斧、锯、铲等。还有一种说法是铜块在夏商时期曾作为货币使用，但这种说法没有出土文物作为证明。现在考古证明周代确实曾把铜块作为货币使用。
在如今的考古挖掘中，不仅发现了大批量的天然贝，亦发现大批用不同材质做成的假贝，这些假贝因所用材料不同，被称为陶贝、骨贝、石贝、玉贝等。这些仿制的贝与天然海贝一起，都作为货币使用。另外，用特殊材料‘铜”制成的贝，亦作为货币使用。
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发现了铜贝3枚;1971年，在山西保德县林遮峪村殷代墓葬中又发现了109枚铜贝。后来出版发行的“钱币珍品系列纪念章”第一套第一枚就是专门纪念铜贝的。但商代距今历史久远，能保留下来的文物是极其有限的，目前发现商代铜贝的只有这两处遗址，因此要证实商代确曾以铜贝作过货币，证据尚不充足。
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周代铜贝数量较多，比如，山西侯马上马周代墓群先后发掘出铜贝2100余枚。周代青铜器铭文中还有“易贝卅寻”记述，其中“寻”据考证是计量金属的重量单位，据此推断，该铭文讲的贝是指铜贝。考古专家通过对青铜器“智鼎”上的铭文考据，认为此铭文讲述了用100寻铜贝买下5名奴隶的故事。货币由自然贝演进到铜贝，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因为这则铭文表明当时的铜贝已具有了价值尺度。
周代铜礼器中时常发现一个带“贝”子旁的汉字，不同的人将它释为不同的字，如“债”“赋”“货”等，并且认为该字在当时用以指代铜贝。根据史料周代有些地方是曾以铜贝为货币的。那么，这些地方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沿用殷商时期的旧办法呢?人们通常将货币称为“钱币”或“钱”，那“钱”的最初的含义是什么呢?经考察，令人惊讶的是，钱的本意竟是指一种农具。诗经》中的“命我众人，乃钱、傅(我命令我手下的农奴们，准备好你们的钱和傅)”就提到了钱这种农具。但是农具和钱币如何能联系在一起?其实答案显而易见，布币的形状如同铲子一般，在早期形态中甚至还有装木柄的地方。将布币直接称为钱在古籍中非常少见。
有人解释说:钱与傅原本是同一事物的两种称呼，都是指耕地用的铲子，而傅、布古代同音互用，“钱”最初字形是“泉”，古字形与铲子(即布币)近似，所以布币就是指钱币。这样解释虽然无法让人信服，但也不无道理。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据此推断布币应是一种较早发现的货币，现今考古发现的布币大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那么有没有更早时期的布币呢?
1953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了一枚宽约10厘米、长约20厘米的青铜铲;1976年在陕西临潼县一处西周遗址处，又发现了一枚与河南安阳殷墟青铜铲大小接近的青铜铲。这些发现使人联想到1964年在晋南地区发现的一件周代文物，它形状像铜铲，但只有13厘米，比上述二枚青铜铲要小。
人们据此三把青铜铲联想到周时名为“作册卣”的青铜器铭文中提到“贝”“布”的情况，继而想到记载于《右泉汇》中的长16厘米的布币。有人大胆揣测:这些青铜铲个头小于实用的青铜铲，又大于后来发现的铲状布币，这就是由实用农具向货币过渡的中间形态“原始布”。假如这个论断是可信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商代后期和西周时期就有布的使用。
